我现在正一天天上年纪,既然我知道莎士比亚和埃蒙斯先生[1]都已作古,那说不定哪天我一命呜呼也并非没有可能。所以我想到了我最好是从文坛隐退,安享已经赢得的声誉。不过我切望通过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笔重要的遗赠,使我从文坛王座的退位传为千古佳话,也许我所能做的最好的一件事就是写出一篇我早年文学生涯的自述。其实,我的名字长期以来是那么经常地出现在公众眼前[2],以致我现在不仅欣然承认它所到之处所引起的那种自然而然的兴趣,而且乐于满足它所激起的那种强烈的好奇心。事实上,在走过的成功路上留下这样几座指引他人成名的路碑,这不过是功成名遂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在眼下这篇(我曾想命名为《美国文学史备忘》的)自述中,我打算详细地谈谈我文学生涯中那举足轻重但却孱弱无力、磕磕绊绊的最初几步。正是凭着这几步,我最终踏上了通向名望顶峰的康庄大道。
一个人没有必要过多地谈论自己年代久远的祖先。我父亲托马斯·鲍勃先生多年来一直处于他职业的巅峰。他是这座体面城的一名理发商。他的商铺是该地区所有重要人物常去的场所,而去得最经常的是一群编辑,一群令周围所有人都肃然起敬并顶礼膜拜的要人。至于我自己,我把他们奉若神明,并如饥似渴地吸取他们丰富的聪明才智,这种聪明才智往往是在被命名为“抹肥皂泡”的那个过程中从他们庄严的口里源源不断地流出。我第一次实实在在的灵感肯定是产生在那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时刻。当时《牛虻》报那位才华横溢的编辑趁上述那个重要过程间歇之际,为我们一群悄悄围拢来的学徒高声朗诵了一首无与伦比的诗,诗的主题是歌颂“唯一真正的鲍勃油”(这种生发油因其天才的发明者我父亲而得名),因为这首诗,托马斯·鲍勃商业理发公司以帝王般的慷慨酬谢了《牛虻》报那位编辑。
正如我刚才所言,这些献给“鲍勃油”的天才诗行第一次为我注入了那种神圣的灵感。我当即就决定要成为一个伟人,并且要从当一名大诗人开始。就在当天晚上,我屈膝跪倒在我父亲跟前。
“父亲,”我说,“请饶恕我!但我有一个高于抹肥皂泡的灵魂。弃商从文是我坚定的意向。我要当一个编辑,我要当一名诗人,我要为‘鲍勃油’写出赞歌,请饶恕我并请帮助我成名!”
“我亲爱的森格姆,”父亲回答(我受洗时依照一位富亲戚的姓被命名为森格姆),“我亲爱的森格姆,”他说着牵住我两只耳朵把我从地上扶起,“森格姆,我的孩子,你是名勇士,和你父亲一样有气魄。你还有一个硕大的脑袋,里边肯定装了不少智慧。这一点我早就看到了,所以我曾想使你成为一名律师。不过律师这行道已经越来越不体面,而当一名政治家又无利可图。总的来说,你的判断非常明智,做编辑这份营生是份美差,而且如果你能同时又成为诗人,就像大多数编辑都顺便当诗人一样,那你还可以一箭双雕。为了鼓励你肇始开端,我将让你得到一间阁楼,并给你纸笔墨水、音韵词典,外加一份《牛虻》报。我料定你几乎已别无他求。”
“如果我还想多要,那我就是忘恩负义。”我热情洋溢地回答,“你的慷慨汪洋无极。我的报答就是让你成为一名天才的父亲。”
我与那位最好的人的会谈就这样结束,而会谈刚一结束,我就怀着满腔的激情投入了诗歌创作;因为我最终登上编辑宝座的希望主要就寄托在我的诗歌创作之上。
在我写诗的最初尝试中,我发现那首《鲍勃油之歌》对我不啻是一种妨碍。它灿烂的光芒更多的是使我眼花缭乱,而不是使我心中亮堂。想想那些诗行的优美,比比自己习作之丑陋,这自然使我感到灰心丧气,结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一直在做无谓的努力。最后,一个精巧的原始构思钻进了我的脑袋,这种原始构思时常会渗进天才们的大脑。这构思是这样的,更准确地说这构思是这样被实施的:从位于本城偏僻一隅的一个旧书摊的垃圾堆中,我收集到几本无人知晓或被人遗忘的古老诗集。摊主几乎是把书白送给了我。这些书中有一本号称是位叫但丁的人所写的《地狱篇》的译本,我从中端端正正抄了一大段,该段说的是一位有好几个孩子的名叫乌戈利诺的男人。[3]另一本书的作者我已忘掉,该书有许多古老的诗句,我以同样的方式和同样的小心从中摘录了一大堆诗行,这堆诗行说的是“天使”、“祈祷牧师”、“恶魔”和其他一些诸如此类的东西。[4]第三本书的作者好像是个瞎子,记不清他是希腊人还是印第安巢克图人(我不能劳神费力去回忆无关紧要的小事),我从这本书中抽出了50节诗,从“阿喀琉斯的愤怒”到他的“脚踵炎”以及别的一些事情。[5]第四本书我记得又是一个盲人的作品,我从中精选了一两页关于“欢呼”和“圣光”的诗行[6]。虽说盲人没有权利写光,但那些诗行仍然自有其妙处。
我清清爽爽地抄好这些诗,在每一篇前面都署上“奥波德多克”这个名字(一个响亮悦耳的名字),然后规规矩矩地把它们分别装入信封,分别寄给了四家最重要的杂志,同时附上了请尽快刊登并及时付酬的要求。然而,尽管这一周密计划的成功将省去我今后生活中的许多麻烦,但其结果却足以使我相信有那么些编辑并不轻易上当受骗,他们把慈悲的一击(就像他们在法国所说)施加于我最初的希望(正如他们在超验城[7]所言)。
实际情况是上述四家杂志都分别在其“每月敬告撰稿人”栏目给了奥波德多克先生致命的一击。《无聊话》杂志以下列方式把他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奥波德多克”[8](何许人也)给本刊寄来一首长诗,讲一个他命名为乌戈利诺的狂人有好几个孩子,而那些孩子居然没吃晚饭就被鞭子赶上床睡觉。这首诗非常单调乏味,即使不说它无聊透顶。“奥波德多克”(何许人也)完全缺乏想象力。依敝刊之愚见,想象力不仅乃诗之灵魂,而且还是诗之心脏。为他这堆愚蠢而无聊的废话,“奥波德多克”(何许人也)居然还恬不知耻地要求本刊“尽快刊登并及时付酬”。可凡属此类无聊之作,本刊既不会予以发表,也不会支付稿酬。但毫无疑问,他可以轻而易举地为他所能炮制出的全部废话找到销路,那就是在《闹哄哄》《棒棒糖》或《大笨鹅》编辑部。
必须承认,这番评论对奥波德多克来说非常严厉,但最尖刻无情的是把诗这个字眼排成小号字。难道在这个耀眼的字眼中没有包含着无穷无尽的艰辛!
然而,奥波德多克在《闹哄哄》杂志上也受到了同样严厉的惩罚,该杂志书说:
我们收到了一封非常奇怪而傲慢的来信,寄信人(何许人也)署名为“奥波德多克”,以此亵渎那位有此英名的伟大而杰出的罗马皇帝[9]。在“奥波德多克”(何许人也)的来信之中,我们发现了一堆乱七八糟、令人作呕且索然无味的诗行,胡言乱语什么“天使和祈祷牧师”,除了纳撒尼尔·李[10]或“奥波德多克”之流,连疯子也发不出这般嚎叫。而对于这种糟粕之糟粕,我们还被谦恭地请求“及时付酬”。不,先生。绝不!我们不会为这种垃圾付稿费。去请求《无聊话》《棒棒糖》或是《大笨鹅》吧。那些期刊无疑会接受你能给予他们的任何文学垃圾,正如他们肯定会许诺为那些垃圾付酬一样。
这对可怜的奥波德多克的确太辛辣了一点。但这次挖苦讽刺的主要分量加在了《无聊话》《棒棒糖》和《大笨鹅》的头上,它们被尖酸刻薄地称为“期刊”,而且是用斜体字排印,这肯定会使他们伤心到极点。
《棒棒糖》在残酷性方面简直一点不亚于同行,它这样评论道:
某位先生自称名叫“奥波德多克”(先辈贤达的英名是多么经常地被用于这种卑鄙的目的!),该先生为本刊寄来了五六十节打油诗,其开篇如下:
阿喀琉斯的愤怒,对希腊灾难不尽的悲惨的春天……[11]
我们敬告这位“奥波德多克”(何许人也),本刊编辑部没有哪位编辑的助手不每天都写出比这更好的诗行。“奥波德多克”的来稿不合韵律,“奥波德多克”应该学会打拍子。但完全不可理喻的是,他为何竟然想到这个念头,认为本刊(不是别的刊物而是本刊!)会用他那些莫名其妙的胡言乱语来玷污我们的版面。当然,这些荒谬绝伦的信口雌黄倒好得简直可以投给《无聊话》《闹哄哄》和《大笨鹅》,投给那些正在从事把《鹅妈妈的歌谣》[12]当作原创抒情诗出版的机构。“奥波德多克”(何许人也)甚至还狂妄地要求为他的胡说八道支付稿酬。难道“奥波德多克”(何许人也)不知道,难道他不明白,他这种来稿即便倒给钱本刊也不能刊用?
当我细读这些文字时,我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渺小,而当我读到那位编辑把那篇精心之作讥讽为“打油诗”时,我觉得自己已小得不足2盎司。至于“奥波德多克”,我开始对那可怜的家伙产生了同情。但是,如果说可能的话,《大笨鹅》显得比《棒棒糖》更缺乏怜悯之心。正是《大笨鹅》写出了如下评注:
一个署名为“奥波德多克”的可怜而蹩脚的诗人竟然愚蠢到如此地步,以为本刊会发表他所寄来的一堆语无伦次、文理不通且装腔作势的破烂,而且还会支付稿酬,这堆破烂以下列这行最通俗易懂的字眼开始:
冰雹,圣光!上天的第一幼仔。[13]
我们说“最通俗易懂”。也许我们可以恳请“奥波德多克”(何许人也)给我说说“冰雹”怎么会是“圣光”。我们历来认为冰雹是结成冰块的雨。另外他是否愿意告诉我们,结成冰块的雨怎么会在同一时刻既是“圣光”(姑且不论圣光为何物)又是“幼仔”?而(如果我们对英语稍稍有点常识的话)后一词的贴切含义只是指那些六个星期左右的婴儿。不过对这种荒谬之辞加以评论,这本身就十分荒谬,尽管“奥波德多克”(何许人也)还厚颜无耻地以为我们不仅会“刊登”他这些愚昧无知的疯话,而且还(绝对会)为此支付稿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