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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元素周期表的大部分元素名称，甚至连它们的分子量有些还记得呢。

那几年容国团拿了乒乓球世界冠军，接下来还出了庄则栋、李富荣、姜永宁、王传耀这批乒乓明星，还有他们的著名教练傅其芳，中国开始掀起乒乓球热。我记得，我曾经在和平饭店的大厅看过他们的表演赛。我在侨委大院经常可以打乒乓球，我打的是横板，输多赢少。有一年放暑假，我们侨委的孩子一起去东单金鱼胡同口的基督教青年会报考东城区少年体校乒乓球队，结果只有我考上了。可能是我动作比较规范，又是横板，他们需要一个“耍大刀”的当陪练的吧。那时候，直板左推右攻的打法是主流，横板还是以削球防守为主，所以，“耍大刀”的很少。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⒌　团委书记说：“你不老实”（2）

我们打球的地方在二楼，隔成好几个小厅，地上是木地板。队员来自各个学校，教练姓关，是个退役的运动员。关教练曾带我们去先农坛体育场参观国家乒乓球队的训练。我参加的是二级班，准备考二级运动员的，其他队员都已经通过了三级运动员的考核了。每星期四放学后去体校练习，我跟老队员们练了一段时间以后，有时也能赢他们一盘。但关教练不让我们多打比赛，主要还是练习基本功——搓球、削球、推挡和抽球。没过多久，我就可以把侨委大院的小孩儿们都打赢了，只有郑昭明（外号叫小红脸儿）、王树理和吴剑平，跟我打是互有胜负的。我们几个还组队去什刹海体校和市少年宫体校打比赛。我们和什刹海体校比赛虽然输了，但比分还很接近。而跟少年宫体校比赛，我们则输得很惨，难怪他们那里能培养出世界冠军庄则栋了。

初中一年级和三年级，我都得了优良奖状，优良奖状的标准是：各门功课年终总评只允许有两门得4分，其他都要求是5分。初二时，我因为要在课余去上业余体校打乒乓球，功课耽误了一点。年终总评多了一门4分，没能得到优良奖状，十分可惜。因为如果三年连续得优良奖状，就可以得银质奖章。如果本人再政治进步，能入共青团或当班干部，就可以得金质奖章。得了金质奖章，升高中就可以免试保送上名牌高中。

我的语文老师王广成

初三那年，我们的班主任换成一位教政治的老师，人挺和气。我们班已有同学入了共青团。我也开始申请入团。那时候，申请入团要向组织交代家庭的历史背景。老师知道我爸妈是右倾分子和“摘帽右派分子”，便让班里的团干部找我谈话。我就对他说，我爸妈是冤枉的。团干部向老师汇报以后对我说，我这样的态度不好，要跟家里划清界线。他的说法和我爸妈说的不一样。

那时候，我妈正在写翻案的材料。因为要送上级的很多部门，我妈就让我帮她用复写纸抄写。她给我讲了很多侨委大院里的内幕和1957年到1958年反右派斗争的情况：我爸的主要“罪状”是在运动中为下级机关的中国新闻社的领导开脱罪责，还有他在广东、福建等地考察后支持了当地政府为侨乡的华侨地主退回在土改中被没收的房屋；而我妈的主要“罪责”则是在国家极需外汇的时期，她在经过广泛调研后，设计了一套政策，根据海外华侨所寄赡家汇款的多少，发给侨眷侨汇券，用侨汇券可以在国家指定的商店购买当时很紧俏的日用消费品，这套政策既可以鼓励海外华侨赡家汇款，又能进一步改善广大侨眷的生活。在很多侨乡，因为地少人多，历史上就有很多侨眷是靠侨汇生活的。这套政策是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后在全国实行的，即使在反右斗争以后，这套政策也仍在实行。我妈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给我扣的帽子是‘破坏党的统购统销政策’。”我妈还告诉我：把我爸和我妈打下去的是那时从外地新调来侨委的副主任一伙。本来，廖承志主任是因为同情他们在当地挨整才把他们调来侨委工作的，但他们来了以后就与廖主任争权。而我爸和我妈又是廖承志手下的得力干将，所以，搞掉我爸和我妈是他们蓄谋已久的。我妈说：“廖承志是个公子哥，斗不过他们……”以上这些，我当时怎么能向班主任和团组织讲得清楚呢？　。。

⒌　团委书记说：“你不老实”（3）

我那时才15岁，也没有太往心里去，我还有很多好玩的事儿呢。反正以后等我爸妈的冤屈解决了以后再入团也不迟。

有一次，我路过雍和宫，在国子监的牌坊对面，挨着红墙旁边有一个小院落，门口挂着“中国国术社”的牌子。我进去看了一下，院子里有人在练武术。一个老武术家，大概60岁，腰板很直，正在那里指点大家练武。我近前跟老武术家说：我也想学，他说可以，每个月要交3块钱。

那时我妈已摘了“右派帽子”，我爸也重回北京工作。他们虽然都被降了两级，但我爸的工资还有近200元，我妈也有100多元，我家的收入还是比普通人家要多很多。所以，我跟他们说要练武术，我爸很支持。安弟听说了也要去，于是每天早晨，我就骑车带着安弟一起去练武。虽然一个月才学了七八个动作，十分单调，但我已经感觉到浑身很有劲。早上练完以后去上学，不知不觉自行车被我骑得飞快，被北新桥十字路口的交通警察喝令后，我才猛醒、减速……后来我才知道，教我的老武术家是中国八极拳有名的拳师，叫陈子江。我学了三四个月以后，因为初三年级功课越来越紧，就没有再去学了。

我的同学陈国俊，比我矮一点，胖乎乎的，在南小街住，离我家挺近。他们院子里也有一帮小朋友，我经常跟他们一起玩，小朋友给他起的外号叫“花脸”，因为他小时候也爱哭，脸上常被泪水和泥抹成了花脸。在课间休息时，我们常在学校沙坑里摔跤。

初三的语文课老师是王广成先生，他是个很幽默的人。有一次，我们在体操垫子上比着翻跟斗。王先生正好抱着讲义路过，他见我们玩得挺热闹，就把讲义往地下一放，躺在垫子上来了个漂亮的“鲤鱼打挺”，稳稳地站住以后，脸上还做了个挑战的表情。我们给他大声叫好之后，也纷纷躺在垫子上模仿他的动作。

以前，我的作文在课堂上经常完不成，要回家写好了再补交。有一次我在家正为没写完的作文发愁时，忽然想到自己学抖空筝的故事：小时候我曾赖在商店里哭着要我妈买空竹，买回家以后又为抖空筝连饭也不吃；等抖转了以后，又到院里去和吴超明大哥哥一起玩的情形。也许是有感而发的吧，结果王先生竟然表扬我写得很生动，还把我的作文拿到全年级各个班去念。有同学发现我的结尾段有的句子是从《西游记》里抄来的。王先生说：“彭安鸽能借用名著里的名句，他抄得好！”

第二次作文题目是《一件小事》，我写了一篇帮同学理发的真事，又被王先生拿到各班去念。第三次出的题目是《春雨》之类的，我实在想不出写什么好了，就把《一件小事》改头换面之后交了，没想到王先生还是当范文在各班上念了。有同学说我是抄的，王先生又说：“抄得好！你们升高中的考试现在就要做好准备了。到时候不要光靠临场发挥，最好多预备几篇好的作文。在考场上就不会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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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我的初中毕业考试考得很好，不仅语文、数学得了高分，物理和化学还得了全年级第一：一个98分，一个99分。

但是，升学考试的气氛很紧张。我语文、政治都考得不错，我的作文还真的是用《一件小事》改的。可是，数学却错了两道题。我至今记得还很清楚，其中那道大题就是因为画错了几何题的辅助线。我没有考上五中，但也考上北京很好的中学——第25中学。

王先生知道我没考上五中，很为我惋惜，他还托我的同学到25中转告我，让我把写童年抖空竹故事的作文抄一份送给他。一天傍晚，我把抄好后的作文送去时，语文教研室的电灯已经亮了，王先生还在加班……

2005年，我回北京找到了靳先生，他告诉我，王先生已经去世了。我很怀念王先生，是他给了我对自己文字的信心。如今我才斗胆客串一回作家，把我60年的生活故事写出来。

每逢五一、国庆节，我们都在###队伍的最前列

北京第25中学也是男校，在灯市口大街，地处东四、东单、王府井大街和外交部街的中间，街对面是全国妇联的办公楼。它是19世纪外国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以前叫育英中学。校园里大部分都是老的中式古建筑，里面是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四合院。学校操场不大，但有排球场和篮球场。礼堂是庙堂式的老建筑。

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儿子和一位大臣的儿子也在我们学校上学。后来还有法国大使馆外交官的小孩也在我们学校。亲王的儿子好像就是现在的拉那烈亲王，他温和、稳重，脸上常带着笑容，年龄好像比他们班的同学大，体形和做派都很像他的父亲。那位大臣的儿子叫黄班·纳立得，个子高高的，很活泼。常见他跟他们班同学一起打篮球。他们互称外号，隔着老远就能听见他们班同学扯着嗓子叫他：“黄班儿——”还常见他们勾肩搭背地打打闹闹。

我们三班的班主任叫叶长良，是俄语老师，刚30岁出头，脾气特好，当时刚从外国语学院毕业。叶先生那时还是单身，他曾在暑假里组织有自行车的同学去郊游。我带着气枪，有同学还带了照相机。我们从东城骑车过石景山到潭柘寺。经过门头沟的时候，爬坡上山，回头望山下的工厂、矿山十分壮观。那时公路上的车还比较少，显得山里很清静。正好是8月份，满山的山楂果红得把山都染亮了。下山时，我们一路飞快地冲，红红的山楂果从身边飞过。途中还经过了一座古老破败的寺庙——戒台寺。那时潭柘寺很少有人去，不用买票，寺院里长着很多古银杏树，树叶有绿的、有黄的，风一吹，哗啦啦作响。

1963年，“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居民的粮食和肉菜供应已经好一些了。我们的体育课也恢复正常了。毛主席带头鼓励游泳，那时的口号是“锻炼身体，保卫祖国”、“准备打仗”，还有“到大风大浪里去学习游泳”。于是，北京市开放了所有公园的河湖水面，允许市民和学生可以下水去游泳。各学校还组织学生去什刹海清理湖泥。我最要好的同学刘安阳的家就住在什刹海的前海北沿，我们常在什刹海游泳。逢星期天，我们一家人还常去北海和颐和园划船、游泳。侨委大院的小孩儿喜欢结伴骑车去紫竹院、京密引水渠游泳。我的水性就是那时候锻炼出来的。不仅游长距离没问题，而且无论是自由泳、蛙泳，还是仰泳，姿势都特标准。除此之外，学校每天早上还组织大家长跑。学校里的操场不够大，我们就从灯市口往西，跑到王府井大街，再向北，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旁边的胡同向东绕回来，一圈下来应该也有好几千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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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高中时我不再去业余体校了，但还是25中乒乓球校队的成员。高二那年，学校组织田径运动会，让大家报名。我跑不快，也跳不高，就报了全能。比赛时，扔铁饼、跳高、跳远都成绩平平，最后一项是3000米跑，跟我同组比赛的同学有的是校足球队的，身体很棒。大概跑了2000米之后，他们就已经气喘吁吁了，而我自我感觉还行，就一直跟着跑。跑到还剩最后一圈了，我见他们都已精疲力竭了，我却突然来劲了，最后400米我撒腿狂跑，全场观众都欢呼起来，给我鼓掌、加油，越鼓掌我跑得越来劲，终于把他们落下近100米冲线。从那一次开始，我自信自己身体的耐力是很好的。一直到今天……

可能是因为我们学校离天安门近，我们也都有十七八岁了，又都是男生。所以每逢“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在天安门###时，我们学校的高中班组成的仪仗队都是走在群众###的最前列。仪仗是两米高，三四十米长的大标语牌，挺重的。我们一横排70个人，扛着仪仗，喊着口号，操着正步，要保持队列整齐，不甩来甩去可是不容易。我们每年都要花一百多个小时练正步走。先练队列，再练踢腿、摆臂，走起来每步75公分，步频要踩上《歌唱祖国》歌曲的节奏，好像是一分钟96步。每年的训练都有解放军部队派来的军官来给我们训练。有时候，部队的军官还被请来学校给我们上军训课。教我们射击、练习匍匐前进、利用地形地物，以及班进攻的战术。那时候，全军正在搞大比武，这些军官们不仅军容风纪特别好，个个雄赳赳、气昂昂，而且很有礼貌。让我特羡慕，很想当兵。

每逢夏收的时候，学校都组织全校师生到郊区割麦子，我也割破过手，大太阳晒得脸热辣辣的，麦芒刺得胳膊上一道道红印，可痒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农民用新打的麦子做的炸酱面，面条煮好之后，再用冰凉的井水过一遍，很爽。蒜也是新拔的青蒜，太好吃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吃过那么好吃的炸酱面了。

走街串巷去掏粪

1963年，我们家便搬进60号大院，这里有两幢宿舍楼，一幢是黄楼，一幢是灰楼。黄楼住的是司局级以上的干部，灰楼住普通干部。房子大小按级别分配，同时也会顾及家里孩子多少。我们家住在黄楼，是两房的单元房，里面有卫生间、厨房、抽水马桶、浴缸，连阳台有60多平方米。这在当时的北京来说还是挺新鲜的，尤其是抽水马桶，从小我们都是蹲茅坑的，茅坑里总爬着很多苍蝇和蛆。

这时全国的政治空气已经很浓，讲阶级斗争、学雷锋、学英模。学校还组织我们学习时传祥，到东城区的各个清洁队参加掏粪劳动。那时候，我们印象最深的毛主席语录是：“……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的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　想看书来

⒌　团委书记说：“你不老实”（6）

我为了改造思想，“与右派家庭划清界限”，争取入团，也为了锻炼自己干体力劳动的能力，所以我干掏粪劳动特别卖力。不仅学校组织的掏粪劳动我努力地学着干，我还利用节假日时间主动去东城区清洁队跟班干。那两年，我大概去了有50多次，每次一干就是8个小时。东城区各条胡同我已差不多掏遍了。100多斤的大粪桶，我腿一别，腰一拧，就上肩了。走进一个院子，要把吊桶往门坎上顿一个尿印儿，告诉其他师傅：这院有人掏了。进厕所以前，先要咳一声，免得人家解手的大姑娘、小媳妇措手不及。离开以前还要把茅坑扫干净，免得住户有意见。

背粪桶走路也很有讲究：粪桶里的屎尿很容易与步子的频率产生共振。走得不好，它们就“轰”地一声冲上天空，“哗”地一下灌进脖领，然后顺着脊梁沟流到腰际，被裤带截住形成凉凉的一汪……头几回，我干完8小时的活，身上被屎尿都沾满了，连块擦汗的干地儿都没有。这时，师傅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我换上。

有一次，班长师傅请我和小胡师兄一起到他家做客。他的家在城墙根下，房子低矮狭小，比我的小学同学郭来顺的家大不了多少。在交谈中，我也向他们讲了我父母的冤情。

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