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一场审美大爆发,简直出乎所有文人的意料。
文人对前景的预料,大多只从自己和文友的状况出发。即便是南朝的那些专门研究来龙去脉的理论家、文选家,也无法想象唐代的来到。
人们习惯于从政治上的盛世,来看待文化上的繁荣,其实这又在以“政脉”解释“文脉”。
政文两途,偶尔交错。然而,虽交错也未必同荣共衰。唐代倒是特例,原先酝酿于北方旷野上、南方巷陌间的文化灵魂已经积聚有时,其他文明的渗透、发酵也到了一定地步,等到政局渐定,民生安好,西域通畅,百方来朝,政治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极好的平台,因此出现了一场壮丽的大爆发。
这是机缘巧合、天佑中华,而不是由政治带动文化的必然规律。其实,这种“政文俱旺”的现象,在历史上也仅此一次。
不管怎么说,有没有唐代的这次大爆发,对中国文化大不一样。试看天下万象:一切准备,如果没有展现,那就等于没有准备;一切贮存,如果没有启用,那就等于没有贮存;一切内涵,如果没有表达,那就等于没有内涵;一切灿烂,如果没有迸发,那就没有灿烂;一切壮丽,如果没有会聚,那就没有壮丽。更重要的是,所有的展现、迸发、会聚,都因群体效应产生了新质,与各自原先的形态已经完全不同。因此,大唐既是中国文化的平台,又是中国文化的熔炉。既是一种集合,又是一种冶炼。
唐代还有一个好处,它的文化太强了,因此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不以政治取代文化的朝代。说唐朝,就很难以宫廷争斗掩盖李白、杜甫。而李白、杜甫,也很难被曲解成政治人物,就像屈原所蒙受的那样。即使是真正的政治人物如颜真卿,主导了一系列响亮的政治行动,但人们对他的认知,仍然是书法家。鲁迅说,魏晋时代是文学自觉的时代。这大致说得不错,只是有点夸张,因为没有“自立”的“自觉”,很难长久成立。唐代,就是一个文学自立的时代,并因自立而自觉。
文学的自立,不仅是对于政治,还对于哲学。现代有研究者说,唐代缺少像样的哲学家和思想家。这种说法也大致不错,但不必抱怨。作为一种强大而壮丽的审美大爆发,不能不让哲学的油灯黯淡了。
文学不必贯穿一种稳定而明确的哲学理念。文学就是文学,只从人格出发,不从理念出发;只以形式为终点,不以教化为目的。请问唐代那些大诗人各自信奉什么学说?实在很难说得清楚,而且一生多有转换,甚至同时几种交糅。但是,这一点儿也不影响他们写出千古佳作。
为什么一个时代不能由文学走向深刻呢?为什么一批文学家不能以美为目标,而必须以理念为目标?
唐代文学,说起来太冗长。我多年前在为北大学生讲授中国文化史时曾鼓励他们用投票的方式为唐代诗人排一个次序。标准有两个:一是诗人们真正抵达的文学高度;二是诗人们在后世被民众喜爱的广度。
北大学生投票的结果是这样十名——
第一名:李白;
第二名:杜甫;
第三名:王维;
第四名:白居易:
第五名:李商隐;
第六名:杜牧;
第七名:王之涣;
第八名:刘禹锡;
第九名:王昌龄;
第十名:孟浩然。
有意思的是,投票的那么多学生,居然没有两个人的排序完全一样。
这个排序,可能与我自己心中的排序还有一些出入。但高兴的是,大家没有多大犹豫,就投出了前四名: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这前四名,合我心意。
在一个琳琅满目的世界,学会排序是一种本事,不至于迷路。有的诗文,初读也很好,但通过排序比较,就会感知上下之别。日积月累,也就有可能深入文学最微妙的堂奥。例如,很多人都会以最高的评价来推崇初唐诗人王勃所写的《滕王阁序》,把其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说成是“全唐第一佳对”,这就是没有排序的结果。一排,发现这样的骈体文在唐代文学中的地位不应该太高。可理解的是,王勃比李白、王维大了整整半个世纪,与唐代文学的黄金时代相比,是一种“隔代”存在。又如,人们也常常对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赞之有过,连闻一多先生也曾说它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但我坚持认为,当李白、杜甫他们还远远没有出生的时候,唐诗的“顶峰”根本谈不上,更不要说“顶峰上的顶峰”了。
但是,无论是王勃还是张若虚,已经表现出让人眼睛一亮的初唐气象。在他们之后,会有盛唐、中唐、晚唐,每一个时期各不相同,却都天才喷涌、大家不绝。唐代,把文学的各个最佳可能,都轮番演绎了一遍。请看,从发轫,到飞扬,到悲哀,到反观,到个人,到凄迷,各种文学意味都以最强烈的方式展现了,几乎没有重大缺漏。
因此,一个杰出时代的文学艺术史,很可能被看成了人类文学艺术史的浓缩版。有学生问我,如果时间有限,却要集中地感受一下中国文化的极端丰富,又不想跳来跳去,读什么呢?
我回答:“读唐诗吧。”
与我前面列述的中国文脉的峰峦相比,唐诗具有全民性。唐诗让中国语文具有了普遍的附着力、诱惑力、渗透力,并让它们笼罩九州、镌刻山河、朗朗上口。有过了唐诗,中国大地已经不大有耐心来仔细倾听别的诗句了。
因为有过了唐诗,倾听者的范围早就超过了文苑、学界,拓展为一个漫无边际的不确定群落。他们粗糙,但很挑剔。两句听不进去,他们就转身而去,重新吟诵起李白、杜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