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承宗就是排队等的人之一,他的运气不好,等了足足十年,都没结果。
第十一年,机会来了。
万历四十二年(1614),孙承宗调任詹事府谕德。
这是一个小官,却有着远大的前程,因为它的主要职责是给太子讲课。
从此,孙承宗成为了太子朱常洛的老师,在前方等待着他的,是无比光明的未来。
光明了一个月。
万历四十八年(1620),即位仅一个月的明光宗朱常洛去世。
但对于孙承宗而言,这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新的学生——朱由校。
教完了爹再教儿子,真可谓是诲人不倦。
天启皇帝朱由校这辈子没读过什么书,就好做个木工,所以除木匠师傅外,他对其它老师极不感冒。
孙承宗是唯一的例外。
由于孙老师长期从事儿童(私塾)教育,对于木头型、愚笨型、死不用功型的小孩,一向都有点办法,所以几堂课教下来,皇帝陛下立即喜欢上了孙老师,他从没有叫过孙承宗的名字,而代以一个固定的称谓:“吾师”。
这个称呼,皇帝陛下叫了整整七年,直到去世为止。
他始终保持对孙老师的信任,无论何人,以何种方式,挑拨、中伤,都无济于事。
我说的这个“何人”,是指魏忠贤。
正因为关系紧,后台硬,孙老师的仕途走得很快,近似于飞,一年时间,他就从五品小官,升任兵部尚书,进入内阁,成为东阁大学士。
所以,当那封打小报告的信送上来后,天启才会找到孙承宗,征询他的意见。
可孙承宗同志的回答,却出乎皇帝的意料:
“我也不知如何决断。”
幸好后面还有一句:
“让我去看看吧。”
天启二年(1622),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孙承宗来到山海关。
孙承宗并不了解王在晋,但到山海关和八里铺转了一圈后,他对王大人便有了一个直观且清晰的判断——这人是个白痴。
他随即找来了王在晋,开始了一段在历史上极其有名的谈话。
在谈话的开头,气氛是和谐的,孙承宗的语气非常客气:
“你的新城建成之后,是要把旧城的四万军队拉过来驻守吗?”
王在晋本以为孙大人是来找麻烦的,没想到如此友善,当即回答:
“不是的,我打算再调集四万人来守城。”
但王大人并不知道,孙先生是当过老师的人,对笨人从不一棍子打死,总是慢慢地折腾:
“照你这么说,方圆八里之内,就有八万守军了,是吗?”
王大人还没回过味来,高兴地答应了一声:
“是的,没错啊。”
于是,张老师算帐的时候到了:
“只有八里,竟然有八万守军?你把新城修在旧城前面,那旧城前面的地雷、绊马坑,你打算让我们自己人去趟吗?!”
“新城离旧城这么近,如果新城守得住,还要旧城干什么?!”
“如果新城守不住,四万守军败退到旧城城下,你是准备开门让他们进来,还是闭关守城,看着他们死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