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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理的历史与考证的历史卡尔贝克尔的汉宋之争（第1页）

根据中国传统的学术分类法，一切学问都可以列入“汉学”和“宋学”两类。二者的差别在于价值取向，而非内容（更不是朝代或时代）。“汉学”是考证之学，认为意义存在于事实之内，你只要将经典著作涉及的史实考证清楚，先圣想要保存的价值就会自动凸显，无须过度诠释；先入为主的解释体系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有害的。“宋学”是义理之学，认为意义是甄别事实的准绳，经验型的考据虽有一定价值，但先圣奠定的价值体系才是衡量万物的尺度；前者零星散碎，可靠性、波动性极大，后者万古不变，永远可靠。

在西方，瓦拉（LorenzoValla）、卡姆登（WilliamCamden）和近代实证主义的史学形成了一个类似“汉学”的思想系谱。他们自己并非没有价值观，但极不愿意将价值带进事实当中。很自然地，他们对解释体系持怀疑态度，甚至认为这是技术手段不够专业的体现。另一方面，西方史学的核心人物都属于类似“宋学”的系谱。不过，他们的价值体系要丰富得多。修昔底德有他的悲剧体系，波舒哀有他的基督教目的论体系，麦考莱有他的辉格史学体系，马克思有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斯宾格勒有他的历史形态学体系。这些体系彼此之间的分歧远远超过他们跟考据派的分歧，各种义理的争论构成了迄今史学史的主要内容。

19世纪末叶，西方史学界的舆论气候经历了两次转变。首先，辉格史学的集大成者麦考莱、梅特兰和斯塔布斯将自由主义－立宪主义的“义理之学”推到了近乎圆满的地步。如果你拒绝跳出他们的“义理”框架，那你就没有重大创新的机会。无论怎样补充资料，都只会像磁铁周围增加的铁屑一样，自动顺着原有的磁力线排列。迄今为止，这种基本格局仍然没有多大变化。于是，自由主义史学进入平台期，类似儒学的“后朱熹时代”只剩下注释的工作。主要原因不在于外在的压制，而在于理论体系已经穷尽其内在的可能性。好奇求新是知识界的基本动力，这种局面自然会引起反动。反动只能走出两种路径：不是另立“义理”，别开生面，就是回归“考证”，弃虚就实。马克思和斯宾格勒代表前一种选择，他们对自由主义主流派的挑战非常类似“陆王心学”和佛学对“朱子学”主流派的挑战。兰克和“科学学派”代表后一种选择，他们对辉格史学的挑战非常类似“乾嘉之学”（清代汉学）或“实学”对明代宋学的挑战。

明眼人不难看出，任何“义理之学”都有浓厚的“路线斗争”意味。义理之争不可能局限在书房内，最终都会演变为“世界之命运”的斗争。“义理”就意味着价值塑造，不可避免地导致相应的路径选择。你只要足够诚实地接受了麦考莱的历史框架，早晚会走上直接支持立宪政体、间接支持英美“自由帝国”世界霸权的道路。马克思和其他门派的“义理”也逃不脱相应的历史性后果。因此，“义理之学”的宗师一般不是职业学术技术员，他们的真实身份是儒家所谓的“素王”——没有获得机会的帝国奠基者和宪法缔造者：孔子是生不逢时的周公，麦考莱是生不逢时的华盛顿，马克思是生不逢时的罗伯斯庇尔。一张平静的书桌容不下他们吞吐万丈的豪情。纵然如此（或者不如说，正因为如此），他们虽然早已征服了大世界，在学院小圈子内却往往竞争不过“乾嘉之学”。

从历史上看，专业化学术是随着19世纪中产阶级一起产生的。专业学者的性格跟他们的社会身份具有高度同构性。他们是技术员，不是思想家，通常也没有做思想家的能力或雄心。他们运用考据技术相互竞争，犹如好木匠凭手艺（而非宗教或政治主张）相互竞争。兰克学派和专业知识人产生的时间恰好吻合，二者的价值取向天然具备歌德所谓“选择性亲和力”，而以前流行的辉格史学又已经太熟悉、太因循，不能满足知识时尚界的创新虚荣心。于是，“科学学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学院圈内占据了主流地位。当然，我们不要忘记，学院圈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世界”。在外面的大世界里，辉格史学正处于历史最高峰。美洲西部荒野的代课教师、南腔北调的印度学童、新加坡的华人打工族都在自觉不自觉地传播通俗版麦考莱理论，根据辉格史学的世界体系安排自己的前途。马克思的门徒虽然处在边缘地位，仍然远比任何时代的学院派人多势强，一心盼望绝地大反攻的机会来临。许多著作谈论“主流”或“非主流”时，没有明确区分社会主流和学院主流。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两者并不一致。

20世纪初，西方学院主流、社会非主流的“科学学派”面临两种质疑。第一种质疑主要来自学院外，同样非常类似“乾嘉之学”在中国遭到的责难。丧失价值追求和问题意识的学术难道不是逃避主义或玩物丧志的体现吗？公众有什么理由支持精妙的考据技术，而不去支持同样精妙的斗蝈蝈技术或下围棋技术？托洛茨基对学院派说：在人类解放的大决战时代，有人居然一心放不下诺夫哥罗德的破账单子，这是多么可耻！索尔仁尼琴对学院派说，在“大清洗”和集中营的时代，有人居然用毕生心血考订托尔斯泰和某伯爵夫人的约会时间，这是多么可耻！西方学术界同样面临这样的责难，其中有一些就是来自欧洲和俄罗斯的流亡者，但自由主义的边界意识仍在，圈外人的意见对于他们是无足轻重的。第二种质疑来自学院内，对他们比较重要，不过在公众心目中，任何学院派的争论都没有通俗宗教读物和通俗文学读物分量重。

卡尔·贝克尔（CarlL。Becker）就是提出第二种质疑的主要人物。他的质疑跟特纳的看法非常接近，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其一，没有什么客观事实，只有对事实的主观认识。“总而言之，记忆中僵死的历史事实不会改善或危害世界。只有你我根据真实事件的描写、印象或概念，在头脑中生动地再现事件时，它才变成历史事实进而产生影响。正因为这样，我才说，历史事实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存在。因为历史若非在人们的头脑中重现，而是躺在毫无生气的记载里，就不可能在世界上产生影响。”（《什么是历史事实[29]》）其二，历史学的目的不是“寻找和记录历史事实”（他的前辈乔治·亚当斯如是说），而是借助历史增进人类的理解力。“对个人而言，知识或历史的最主要价值无疑是他能在个人经历以外的更广阔的领域内认清自己，同时可以从较长远的观点来看这渺小的、褊狭的现在，从而使他能够在不那么直接的和局限的经历中，来判断包括他个人在内的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什么是历史事实》）

贝克尔的议论跟他的先驱特纳

（FrederickJacksonTurner）、鲁宾逊（JamesHaveyRobinson）一样，主要目的在于纠正“科学学派”的偏颇。他没有另外建立一个“相对主义学派”的意图。“相对主义”这个名词是由他的敌人发明的，“扣帽子”的色彩相对浓厚。贝克尔自己的解释完全两样：“我本人认为的相对主义是指老观点总会被新观点所代替，历史学家考虑和忽略那些历史事实，如何强调特定历史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不会较少地取决于他所在的社会环境，简而言之，取决于他所在时代的一些先见之明、价值判断和世界观。如果相对主义具有比这更多的含义，如果它还意味着相当一部分的知识以及知识的不断增长不是客观可确定的话，如果它还意味着要否定曼德尔鲍姆（MauriceMandelbaum）的陈述‘客观历史知识的理想可以部分地获得’的话，那么我就不是一名相对主义者。”（《历史知识问题评论[30]》

从哲学认识论角度讲，贝克尔的论证没有多少新意。只有殊相，没有共相，这是中世纪唯名论的老生常谈。在休谟和康德的问答以后，完全客观的不可能性已经没有多少发挥余地。“单纯的事实本身没有任何意义，是史家赋予事件意义。”（《什么是历史事实》）这一点我们早已知道。义理的必要性论证在史学史当中周期性出现，通常会引出下一步论证：何种义理？贝克尔的奇妙之处在于，他到此为止了，把剩下的问题交给经验和常识。我们不能不先弄清楚，他自己准备赋予历史什么意义？

从《社会问题和思想对历史研究和著述的影响的几个方面[31]》（1913年）分析，贝克尔的意思大致是：19世纪的历史学家受到周围环境和思想脉络的重大影响。《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32]》接受了同样的解释框架：以思想家生活的社会环境为横坐标，以思想潮流的来龙去脉为纵坐标。在《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33]》当中，他在两轴交叉的地方寻找敏感人物，例如亨利·亚当斯和狄德罗，就像探险家用罗盘定位。我们用图解式方法概括他的认知图景，结果就是某种“全面历史”观念。“渊源”（时间轴）和“连属”（空间轴）是他的关键词。他只要抓住这两个坐标，就能构建任何蓝图。蓝图会告诉他应该到哪里去搜集资料，以及应该搜集什么资料。他如果依据兰克学派的家法，指望资料自身体现意义，那么至少《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的纵坐标是永远构建不起来的。不过，在横坐标这方面，他能做的事情，兰克都能做。麦考莱及其前辈致力探索“渊源”，在“连属”方面却很不称职，而且，他们只要遇见硬史料缺乏的场合，总是忍不住拿自己喜欢的政治哲学充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