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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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里，关于霍诺拉·沃普萧讲得最多的两个故事与她的闹钟和她的书法有关。与其说人们讲述这两个故事，还不如说人们在表演。这两个故事，家庭中每一个成员都饰演一个角色，就好像吟唱一段咏叹调，然后，到了高潮性的结尾时，所有人似乎都以为自己身处在十九世纪意大利歌剧演出中一样，融进合唱中来。闹钟的故事发生在遥远的过去，那时洛伦佐还活着。洛伦佐下决心要让人觉得他非常虔诚，喜欢在十点三刻准时抵达基督教堂做早祷。虽然霍诺拉对宗教是真心虔敬的，但她讨厌装腔作势，不是找不到她的手套，就是不知道帽子放在哪儿了，总是迟到。一个星期天上午，洛伦佐气鼓鼓地手挽着他的侄女，带领她走进一家杂货店，买了一只闹钟送给她。然后他们来到教堂。伯莱姆先生，艾普尔盖特先生的前任，刚开始他关于圣保罗镣铐的冗长不堪的布道，闹钟便叮铃铃响了起来。大部分教众在打瞌睡，他们都倏然惊醒过来，惶惶然摸不着头脑。霍诺拉摇晃了一下闹钟，把闹钟的发条松开，当她终于将闹钟回复到原先的位置，铃声便停了下来。伯莱姆先生便继续他关于圣保罗镣铐的布道。这时，闹钟又叮铃铃响了起来。这次，霍诺拉摆出一副架势，假装这压根不是她的闹钟。她满头大汗，坐在那个对神不敬的引擎旁边。伯莱姆先生继续讲述他关于镣铐意义的思考，一直讲到闹钟不再闹腾。这真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星期日。关于她的书法的故事则起源于一个早晨。在那天，她给当地卖煤的店主写了一封信，抗议他的高价，然后又给波特先生写了一封信，对于他失去那位圣洁的妻子表示沉痛的哀悼。她将信函装错了信封。然而，因为波特先生认不得她写的内容，只认识她的签名，便被她的悉心关怀大大地感动了。煤老板萨默尔先生读不懂她写的悼念的信，把信寄回给了霍诺拉。她受过书写斯宾塞式书法的训练，但是这种书写体远远未能表达她本性中那种令人敬畏或者说粗鄙的精神，这样，她的激情和书写风格之间的冲突使她的书写体简直难以辨认。

正在这时，科弗利收到他老姑妈的一封信。

要是一个更为耐心的人一定会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琢磨出它大致的内容，但是，科弗利不是这样有才能和富有耐心的人。他只能猜出几件事实来。屋后的一棵冬青树染上了锈病。她希望科弗利回圣博托尔夫斯，给冬青树喷药。紧接着是一段关于波士顿阿普尔顿银行和信托公司的无法辨认的段落。霍诺拉为科弗利和他的哥哥建立了信托基金，他设想她是在谈这个问题。这笔收入使科弗利过着比仅仅依靠政府薪金更为舒适的生活，他希望这笔信托基金不要发生任何问题。在这段之后是一句非常清晰的话，说塔利弗基地主任莱姆尔·卡梅伦博士曾经获得过由洛伦佐·沃普萧设立的奖学金。信的结尾照常是她关于降雨、风向和潮汛的观察。

科弗利琢磨，她关于冬青树的话另有所指，但是他这时也没有心思去仔细寻思这老女人的心里到底装着什么。即使她在阿普尔顿银行和信托公司遇到了麻烦，给他寄的每季度的支票迟迟未到，他也是无能为力的。关于卡梅伦博士的话也许是真的，也许并不是真的，因为霍诺拉每每夸大洛伦佐慷慨的善举，何况她会像所有老女人那样记不清人们的名字。信件抵达的时候，他正遇到倒霉的事儿，于是，他把信转寄给哥哥了。

贝特西还没有从那场鸡尾酒会的痛苦中恢复过来。她恨死了塔利弗，责怪科弗利让她住在这鬼地方。她以分房独自居住、不与丈夫讲话来报仇。她总是独自唠唠叨叨地埋怨噪声、社区、厨房、天气、报上的新闻之类的。她冲着土豆泥大骂，诅咒炖牛肉，她要这些坛坛罐罐全去见鬼，她对着冻苹果馅饼说着非常下流的话，就是不跟科弗利讲话。生活中的每一个平面—桌子，餐盘，她丈夫的身体—仿佛都是一块拦在她路上的石头那粗糙、伤人的一面。没有什么是顺心的。沙发刺痛她的脊背。她不能在她的床上睡着。台灯太暗了，没法看书。餐刀太钝了，连黄油都无法切开。尽管她是一个忠实的电视观众，她却每每抱怨节目太无聊了。最让科弗利受不了的是他们之间性关系的破裂。性关系是一切的关键，是他们婚姻生命力最自然的源泉。没有性生活，跟她待在一起着实是痛苦不堪的。

科弗利竭力在一旁客观地观察她，他看出来，或者说他以为他看出来了她也许背着过去沉重的包袱，而对于她的过去他一无所知。他心中想道，我们大家终生都受到最初岁月的影响，也许对于她来说，这种集聚在一起的影响太强大了。这也许可以解释她本性中那阴暗的一面，对于他来说，她本性中阴暗的一面比月亮的阴影还要神秘。是否有一种爱与耐心的方法可以去探索这一阴暗的一面，去发现她痛苦的源头，通过这样的探求与了解将她引导到理智的轨道上来呢？或者说，这是否是她这一类女人的本性，她们坚持要永远将一半的身子留在连她们自己都不知晓的黑暗之中？当她端坐在电视机前时，她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像月亮女神，但是，对于他来说，在世界的万物中，她不可调和的面容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似乎非常像月亮。

一个星期六的早晨，当他在修脸时，他听见了贝特西的声音，尖厉而愤懑，于是他穿着睡衣下楼去瞧个究竟。贝特西正在训斥新来的打扫女工。“我真不明白这世界变成什么样了，”贝特西说，“我真不明白。难道你要我给你付好多钱，就让你这么死坐着享福，让你就这么跷着二郎腿抽我的烟卷、看我的电视吗？”贝特西转身面对科弗利。“她说不了英语，”贝特西说，“她甚至不知道怎么操纵一台吸尘器。她甚至不知道怎么干那活儿。而你。瞧瞧你这熊样。都已经九点钟了，而你还穿着睡衣。我琢磨，你想一整天就这么坐在屋子里吧。这真叫我烦死了。好了，你带她上楼，教她怎么用吸尘器。现在，你们两个人，齐步走。你们上楼去，变点花样干点有用的事吧。”

这打扫女工一头黑发，皮肤是橄榄色的。她的眼睛里蓄着泪水。科弗利找到那吸尘器，提着它上楼，一边欣赏着这陌生人丰满的臀部。在他们之间刹那间建立起了被呵责的孩子们之间会建立的那般融洽关系来。科弗利插上了插头，打开吸尘器，但是当他对这陌生人微笑时，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我们把吸尘器放在这儿，”贝特西听见他说，“对了。就这样，我们让它把角落里的灰尘吸干净，伸进角落里去。慢慢地，慢慢地，慢慢地。往后，往前，往后，往前。别太快了……”贝特西在楼下生气地想道，科弗利终于在星期六上午找到一件有用的事干了，他至少可以将一间房间打扫干净。她走进浴室，在浴室里她产生了一种幻觉，与其说那是关于解放女性的幻觉，还不如说那是关于奴役男性的幻觉。

日常道理的演进—一位女性总统和一个由女性组成的参议院—并不出现在贝特西的幻觉里。事实上，在她的幻觉里，世界上的事大部分仍然由男人去做，这些事现在扩而广之还包括家务和购物。她一想到一个男人在弓身烫熨衣服，在擦掉桌上的灰尘，或者在烤肉，便不禁微笑起来。在她的幻觉中，一切在公共场合纪念伟大男子的雕像将全部被推倒，扔到垃圾堆里去。骑着马儿的将军，穿着长袍的牧师，穿燕尾服的立法议员，飞行员，探险家，发明家，诗人，以及哲学家将要由漂亮、妩媚的女性来替代。女性在性事上将拥有完全的独立。她们将如同买一本袖珍书籍一般随意地和一个陌生人做爱。晚上回到家里，她们会厚颜无耻地给她们沮丧的丈夫（在伦敦烤炉上撒阿道夫牌肉类嫩化剂）描述她们性欲冒险经历中最精彩的部分。她倒没有走得如此远，以致想象通过任何法律手段限制男性的权利，但是她确实把男人看成垂头丧气、平淡无奇且沮丧消沉的一群人，他们永远丧失了被别人认真对待的机会。

闹剧似的胡闹和自吹自擂成了科弗利·沃普萧爱情之歌的主要内容，在我笔下的那个时候，他养成了一种像中餐馆小馅饼里算命纸条那样讲话的不幸习惯。“时间会医治一切的。”他会说。或者说：“穷人比贼还贼。”除了他捏指关节的习惯以外，他还有一个更加叫人难受的、神经质地清嗽喉咙的习惯。每隔一定的时间，他会从喉咙里吐出一种沉思般的、抱歉性的、埋怨的、吞吞吐吐的杂音来。“呃—”他在洗涤盘子时，会对自己这样说道。“呵—呃—”他会这样说道，仿佛这些杂音能最微妙地表达出他的不悦似的。他是那种在公共关系会议上将自己的身份名牌（嗨，我是科弗利·沃普萧！）连同送给代表的白色康乃馨一股脑扔进垃圾篓里的人。他似乎感觉自己生活在一座小镇上，在小镇里，谁都知道他是什么人。当然，这距离真相不能再远了。贝特西是那种传说中女主人公似的女人，她们可以神速地从女巫变成美女，又从美女变成女巫，使得科弗利也不得不随之颠来倒去。

科弗利就像有些暴君那样喜欢随心所欲地安排历史事实。他会兴高采烈、满怀希望地表示发生过的事压根没有发生过，虽然他还没有张狂到将没有发生的事说成发生过。发生过的事压根没有发生过是他爱情之歌中一句普通的歌词，就像那些赞颂性欲快感的抒情歌曲歌词一样普通。而现在贝特西成了一个整天抱怨的女人，或者如科弗利说的，贝特西没有成为一个整天抱怨的女人。她曾经在雷姆森感觉非常痛苦，希望到卡纳维拉尔角。她幻想自己坐在卡纳维拉尔角白色的海滩上数澎湃的海浪，向救生员挤眉弄眼送秋波。如果要画一幅贝特西的画，那背景必然应该是佐治亚州北部地区的风光，她在那儿度过了她神秘的童年。在那风光中，应该有尖背野猪，一棵快要枯死的楝树，一栋需要重新髹漆的木结构房子，还有那一眼望去被狂风吹刮的无边无际的红土，那红土只要有一点儿细微的小雨，就会变得滑溜不堪，被雨水冲走。在佐治亚州那一部分地区，表土是如此稀少，以至于都装不满钓鱼诱饵的罐子。科弗利曾经从火车的窗户一刹那间瞥见过这儿的风光。关于她的过去，他只知道她有一个妹妹，叫卡罗琳。“对卡罗琳这姑娘我太失望了，”贝特西说，“她是我唯一的妹妹，我真想和她享受一番那种姐妹情谊，但我太失望了。当我在廉价品商店打工时，我把我的工资都给她买嫁妆了。而她一结婚，便离开班布里奇，从来不给我写信，也没以任何方式告诉我她在哪儿。”后来，卡罗琳开始给贝特西写信了，但是贝特西在感情上对妹妹有一种幻灭。科弗利对此却觉得很高兴，因为除了电视机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排遣贝特西在塔利弗的孤独感，而他本人似乎也无法使这地方的社交活动更加丰富。结果，离了婚的卡罗琳受到邀请来到他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