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很感动,但我最不想要的就是妈妈的日记。既然你已经把过去的一切都记下来了,而且清楚地知道哪件事在哪一页上,那么从来不讨论过去的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
妈妈的日记本很大,和速写本一样大,但比速写本厚得多,一共有两本,用圣诞节的绿色丝带绑在了一起。我不得不把我的旅行箱清空,把日记本放进去重新打包,然后坐在箱子上又把拉链拉了起来。
也许是在芝加哥转机时,我把箱子丢了。等我抵达萨克拉门托后,先是在行李传送带前等了一个小时,又花了一个小时跟一些头脑清醒却态度恶劣的人理论。最后我一无所获,搭最后一班公交车回了戴维斯。
我感到很愧疚,拿到那些日记不到一天就丢了。也许我犯的唯一错误就是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我应该再也见不到那两本日记本了。我很庆幸没把课本一起托运。
现在我最大的感触是我快累瘫了。一踏出电梯门,我就听到琼安·奥斯朋的《我们中的一个》。越靠近我的房间,音乐声就越大。这让我很吃惊,原因有两个:一是我以为托德(我舍友)星期天才回来;二是我觉得托德的品位比较独特,不喜欢那首歌。
我现在一点儿也不想跟他聊天。上次他去看他爸爸的时候,他们进行了一次长谈,聊到了方方面面——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梦想、他们现在的处境。他们聊得十分尽兴,互相道过晚安后,托德又想去跟爸爸说他觉得他们现在已经心贴心了。可他却在走廊上听到爸爸跟他的新妻子说:“老天,那个傻帽,我一直怀疑他到底是不是我亲生的。”所以托德要是提前回来,肯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
打开门,我却发现哈露正坐在我的睡椅上。她身上盖着我的披风,那是我起疹子的时候奶奶弗雷德里卡给我织的。她还在喝我的无糖汽水。一看到我她就跳了起来,把音乐声关小,她黑色的头发上还插着一根铅笔。估计我把她吓了一跳。
念幼儿园时,在一次家长会上,老师说我的手总是不安分,教育我要管住我的手。我记得她的这句话让我很难堪。我之前真的不知道不能用手碰别人,我一直以为人和人是可以随意碰触的。所以我一直在犯这样的错误。
现在我需要有人告诉我,你回家后看到家里有一个你几乎不认识的人,你的反应是什么。当时我特别累,特别惊讶,只是打了个哈欠,好像一条金鱼。
“吓死我了!”哈露说。
我像傻子一样又打了好几个哈欠。
过了一会儿,她说:“天哪,你不介意吧?”好像她才意识到我可能会介意一样。她脸上露出一副真挚又悔恨的表情,加快了说话的速度:“雷哲把我赶出来了。他觉得我既没钱又没地方可去,以为我在外面瞎逛几个小时后就会乖乖回去求他。该死的,他真是把我惹毛了。”这是在跟姐妹诉说自己的委屈吗?“所以我就到这里来了。我以为你明天才回来。”这是在解释原因?她倒是十分沉着。“我看得出你很累。”对我表示同情?“我马上就走。”向我做出承诺?
她观察我的反应,可我却没有任何反应。我只是觉得很累很累,累到了骨髓里,累到了每一根头发丝里。
也许是出于好奇,只是一点点好奇,我问道:“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的?”
“从你在警局留下的报告里知道的。”
“怎么进来的?”
她把插在头发里的铅笔拿出来,头发如丝般落到了肩膀上。“我讨好了一下公寓管理员,还给他讲了一个悲伤的故事。我觉得这个人不值得信任。”听起来她倒是十分关心我。
我睡着的时候肯定是被什么气到了,因为我醒来的时候就气呼呼的。我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是航空公司打来的,说他们已经找到了我的行李箱,下午就给我送过来,最后他们竟然还说期待下次继续为我服务。
我想上个厕所,可厕所堵住了。我试着通了几次,一点儿用都没有。然后我就给公寓管理员打电话,让他过来处理我拉的屎还挺尴尬的,幸好就只有厕所坏了。
虽然我很不好意思,但看上去很兴奋。他穿着一件干净的衬衫,袖子卷起来露出了上臂,像舞剑一样挥舞着手上的马桶刷。很明显他也在找哈露,但这里这么小,除非她走了,不然不可能看不到她。“你朋友呢?”他问。他叫以斯拉·梅茨格,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从他的名字就能看出当初他父母对他寄予厚望。
“跟男朋友回家了。”我直接这么说了,没心思照顾他的心情。反正我之前对以斯拉很好。有一次,两个神秘的男人敲我的门向我询问关于以斯拉的信息。他们说以斯拉申请了中央情报局的工作。我大吃一惊,这似乎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可当时我仍然给出了我能想到的最好评价。“除非他想让我们看到,否则我们绝对看不到他。”
“男朋友?她跟我说过。”以斯拉看着我说。他有吸牙的习惯,每次一吸牙,他嘴角上的胡子就一紧一松的,很搞笑,我希望他能多吸一会儿。可他却开始说话:“真是坏消息。你不应该让她回去的。”
“你就不应该让她进来。这里一个人都没有,你这样做合法吗?”
以斯拉曾经跟我说过,他不仅仅把自己看作公寓管理员,更把自己看作这栋公寓的心脏。他说,生活就像丛林,总有人想把他打倒。三楼有一个阴谋集团,他认识他们,他们却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们的对手到底是谁。他们最后肯定会发现的。以斯拉从这里面看到了阴谋。他平时都是住在附近草丘上搭的帐篷里。
他也经常会说到荣誉。可是现在他很生气,气得胡子都在颤抖。我怀疑要是他会日本武士的剖腹自杀术的话,他肯定当场就用手里的马桶刷剖腹自尽了。过了一会儿,他说他没做错什么。“你知道每年有多少人被男朋友杀死吗?”他问,“他妈的请你原谅我救了你朋友的命。”
我们最后决定保持寒冬一般的沉默。十五分钟以后,他从马桶里抽出来了一条卫生棉,不是我的。
我想回床上再睡一觉,但是枕套上有一根黑色的长发,床单上有一股香草古龙水的味道,垃圾桶里有一根精灵糖的吸管,带有金色斑点的桌子上有几道新的划痕,肯定是哈露没用砧板,直接在上面切了东西。哈露不是那种可以文文静静生活的人。我的午餐蓝莓酸奶也被她喝掉了。这时托德摔门走了进来,显然心情不太好,在得知我们被洗劫了一番后,他心情更差了。
托德的爸爸是第三代美籍爱尔兰裔,妈妈是第二代美籍日裔,两个人互相看不顺眼。他小时候每年夏天都跟爸爸一起过,回家的时候带回一张清单,上面写着他妈妈应该付的预算外的费用:星球大战T恤撕烂了,买了一件新的,17。6美元,新鞋带1。95美元。托德之前常跟我说,能有一个像你这样的正常家庭真好。
他曾经很想要一些实验融合剂,这样他就可以用树脂粘一个民谣洋箜篌。现在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正物质和反物质就是地球的终点。
自从傻帽事件后,托德骂人的时候就会用到他的日语基因。巴卡(傻帽)、欧巴卡桑(尊敬的白痴)、开萨玛(混蛋)。“什么开萨玛能做出这种事?”他问,“我们要换锁么?你知道这他妈要花多少钱吗?”他回到卧室把他的CD数了一遍,之后又出去了。我本来也打算去市区喝杯咖啡的,可我得在家里等行李箱。
一点消息都没有,五点五分的时候,我给机场打电话——800-去-你-妈-的——机场的人让我直接找萨克拉门托机场遗失行李处。萨克拉门托机场没人接电话,尽管他们的自动语音回复一直强调我的电话很重要。
七点左右的时候,电话响了,可那是妈妈打电话来问我是不是安全到达了。“我知道我说过再也不提,但我还是想说,把日记给你以后我心里感到特别舒服,就像终于卸下了身上的担子。好了,这绝对是我最后一次说了。”
九点左右的时候,托德回来了,还带着从座谈餐厅买的比萨以示歉意。他女朋友吉米·内田也加入了我们。我们边看电视剧《拖家带口》边吃比萨。过了一会儿躺椅变得忙碌起来,因为吉米和托德已经整整四天没见面了。我回房间看了一会儿书。看的应该是《蚊子海岸》,书里面爸爸总是对家人做各种疯狂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