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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影视那些事（第1页）

一

1977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1988年底调到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2002年调到北京语言大学至今。虽已身在大学快15年了，却并没完全地不再关注中国之电影和电视剧事业的发展趋势——在大学讲文学现象时，往往也讲到影视现象。不论本科生还是硕士生，毕业论文选择中国影视研究方向的不少。

1980年起，中国电影业开始了“文革”后的“复苏”时期，大师云集，有一千几百名员工号称中国电影业“龙头老大”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十年内最多时也就年度完成十二三部电影而已。

“复苏”时期有过乐观情况——当年任何一部新电影都要向关系单位赠送关系票，厂内各部门往往因分到的关系票多少产生意见，皆抱怨本部门的关系票不够赠送。

二

20世纪80年代从始至终，举凡一切认为文学艺术应肩负起推动社会进步之责任的小说家、报告文学作家、诗人，电影或戏剧编导几乎都近于本能地涉及过“反思”题材，根本不曾涉及的肯定是少数。

都刚刚经历过“文革”，耳闻目睹使人悲令人怒的事林林总总，完全不想形成文学艺术化的作品，实在违反本能。

然“反思”深了，呈现失当，便会被批判为“缺德派”沦为镖靶，遭“歌德派”围剿。

文化艺术监管部门的同志也每每恼火，认为“缺德派”甚不懂事，不安生。

若一切文化艺术门类的反思与批判蔚然成风，遥相呼应，对于当时遍体鳞伤的中国后果注定严峻。

故“守门员”们认为自己更加责任重大。

两类不同的责任动物，都觉得对方是最不可爱的人。

而政治人士们，则认为“反思”这个忙文学艺术家们已帮到位了，再一意孤行就是成心捣乱；他们急欲排除干扰做更要紧的事。

整个80年代，因为电影的受众面大，审查尤其严格，比之于文学，可圈可点的作品自然更为有限。

80年代末，我读过一位与我算是“同一茬”的作家的创作谈，对其中一段印象深刻——“不用谁来限制了，对于以文学的方式载超负荷的政治反思，我真的已经累了——我要对责任感说抱歉了！”

那一种累，搞电影的人更有体会。

并且，到了80年代末，“反思”虽仍表浅（或也正由于表浅），但是普遍的中国人，已都希望文学艺术快来关注现实了。

故中国电影总体上与“反思”说“拜拜”，开始了现实题材的“开发”热。

三

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电影的颓势一年甚于一年。

首先是由于电视机的普及，电视节目开始多样化以及电影院的普遍老旧——除非口碑甚佳的电影，否则人们不能对自己给出不坐在家里看电视而偏去离家不近甚至挺远的电影院看一场各方面都很寻常的电影的理由。

并且，90年代之青年，大抵是70年代人和60年代人中的小字辈。在他们的成长阶段，人与书的亲情是主要的文化现象。他们中喜欢读书的人多，而这样的人，是不太会成为追星族的。即使有追星倾向，也不怎么会因而便非看某电影明星主演的电影。

90年代的中国，经济现状疲软，上班族已多年没涨工资，物价却在不断地涨，人们普遍缺乏进电影院的好心情——倒是电视节目主持人们，比电影明星们更易于快速成名。某些新生代电影演员，往往也是由于主演电视剧而蹿红的。

各电影制片厂也有自身的困境——退休人员越来越多，包袱越来越重，电影题材越来越窄。与人们对电影水平的要求提高了相反，用一二百万拍出让人们觉得不看很遗憾的电影越来越难。而一二百万却是较高投资，儿童电影的成本基本控制在五十万以内。

美国电影正是在那一时期开始在中国电影市场独占鳌头的——有好电影，也有垃圾片，如《第一滴血》之类。

90年代是出版业的黄金时代，不少出版商因而成为最先买了私家车甚至好车的人，当年帕萨特算是很好的车了。

90年代也是电视明星和歌星笑星的黄金年代。

90年代的中国电影陷入了最低谷，几乎只有张艺谋一枝独秀——因为他在题材上的另辟蹊径。

四

2000年中国电影业开始体制改革——不改不行了，死路一条。一改，厂实际上就没了，变成公司了。许多电影人失业了，不发给工资了，还要交劳务管理费。不少长影人“流亡”到北京来了，成了拍电视剧的主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