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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8部分（第1页）

三人。同时，甚至在国际联盟于12月14日作出决议开除俄国盟籍以前，对俄国宣战的问题，或者至少同俄国断绝外交关系的问题，就已在法国报纸上广泛地展开了详细的讨论。

到1940年1月初，两种轮廓鲜明的思想表现了出来。第一种思想由亨利·德·凯里利在《时代报》上作了概括：“不要去同俄国较量；一场战争已经够我们打的了。”这种看法得到了莱翁·勃鲁姆的支持，他在社会党办的《人民报》上提醒人们，德国仍然是主要的敌人。另一种思想的代表者是路易·马兰（右翼共和联盟的领袖）以及外交界的喉舌《费加罗报》与钢铁业巨头和政府高级官员的喉舌《时报》（弗朗丹当时正为该报撰稿），强调对俄国开战在战略上和外交上的好处，认为俄国是“一个泥足巨人，是蛮横残暴而不是真正强大”。1月8日，《时报》向老牌的主战派乔治·芒代尔呼吁，要他承认“我国至高无上的安全要求我们同俄国绝交”，承认“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我们的殖民地”。《时报》在第二天的社论中把雷诺的话重复了一通，要求拿出更大的“劲头”，它说：“封锁摩尔曼斯克只会有好处，这样做将有助于芬兰作出的决定转向正义和正确的一面，而海军在黑海上的行动，则使敖德萨受到盟国炮火的威胁，这将鼓励罗马尼亚在比萨拉比亚遭到任何攻击时坚决不让步。”

由极右派发起的这个援助芬兰的要求，得到了中央党（弗朗丹）的赞同，在曼纳海姆防线开始受到攻击时，进而获得了激进社会党的同意，2月上半月在勃鲁姆与一个从前线回来的英国社会党代表团会晤后，又得到了社会党的支持，最后到2月中旬，又由法国总工会建议其会员加以采纳。1940年2月5日，在巴黎的一次最高作战会议上，达拉第曾表示了这样的看法，认为应当给予芬兰最大的援助，如果必要的话，还要劝说斯堪的纳维亚诸国通力合作。这一点得到了赞同，但是计划未能实现，直到这场冬季战争在3月间由于芬兰投降而告结束时，盟国之间对这个问题仍未作出最后决定。随着俄国的胜利，由于它的侵略而达成的情况，即需要采取措施以使不同政见的法国人趋于一致，这种情况业已消失，此后有许多年未再出现过。

芬…苏和约在1940年3月12日的签订，事实上给予达拉第致命的一击，结束了他对法国政府的不稳定的领导。3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内，在法国国民议会中就人力使用问题经过冗长的辩论以后，政府曾获得一致的信任投票。在冬季，人们曾猛烈抨击从农庄和工厂抽出大批人力而结果却让这些人在前线或兵营中闲着无事可做的政策，并且日益提出要求，对于那些并非全部时间都在接受军事训练或者从事紧急军事任务的人，至少应当让他们回去春耕和春播，至于熟练的技术工人，则应让他们回到工厂去生产军火和军需物资。军备部长（多特里）一开头曾受到责备，因为他过多地征用了农村劳动力在兵工厂工作，但是他能证明军备工业中的工人，来自农村的至多只占百分之一，而且这门工业本身严重缺乏熟练工人。于是批评又转向臃肿不灵的战时政府，因为它除了政府各部门的工作人员（这些人由于“特殊的原因”而免于应征）以外，还从生产岗位上雇用了过多的人员。此外，也对军队进行指责：说在征用家畜以供应部队食用和在征用马匹的工作中有混乱和贪污的现象；并说有过多的青年人在基地上担任着舒适的职位，而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却在前线。将近2月底时，达拉第以国防部长的身分采取措施以稍稍平息这类怨言。军队指挥官接到命令，将每次至多三十天的特别农忙假制度扩大实施到所有的军队（正在受训的部队除外），准假者可达部队人数的百分之五十，同时使所有年龄在四十五岁至四十九岁之间的农业工人免服军役。属于前方部队中的第二类预备役的军人，也将由后方年纪较轻的人代替。

这些措施使政府得以答复那些批评它的人，并在3月份第一周内在国民议会中得到了他们的信任票；但在3月12日，国民议会要求就芬兰问题进行辩论，这件事肯定地意味着，政府由于盟国未能进行干涉，必将遭到猛烈的抨击。达拉第告诉国民议会说，法国将参加盟国的远征军，张伯伦在11日已宣布即将派远征军去芬兰，这样，达拉第就得以使这场辩论延期到芬…苏谈判见分晓后再进行。可是，在3月13日，即芬兰投降的第二天，达拉第却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以赖伐尔为首的、非难他的参议院，赖伐尔自从四年前实际上弃政从商以来，第一次预兆不祥地行动起来了。芬兰防务的土崩瓦解，再度猛烈地掀起了一场极其重要的战略上的争论，即究竟应把德国还是俄国当作主要的敌人。达拉第看到自己这时要对付的是政治花招而不是真正的舆论动向，就敏锐地坚持，一切质询，无论是芬兰问题，或是对战争的总的指导原则，均应在当时当地提出，不得休会，以免他的政敌借机集聚力量。随即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激进社会党几乎占绝对多数的势力，表现在参议院以二百三十六票对零票宣布信任政府对战争的总的指导原则，但同时也强烈要求它更有力地进行战争。不过，也有六十票弃权，这暗示了相当程度的无言的不信任。

国民议会的议员们想当然地认为，在参议院3月13日投票以后，总理将会着手在内阁中进行一些更动，这些更动至少足以使他不再兼挑国防部和外交部的重担，让他能腾出身来倾全力于总的政策指导。人们认为，倘若先前有一个专职的外交部长，法国在芬兰的严重外交失败可能避免，而在法国这时面临的新局面中，任命一个专职的外交部长，比以往更有必要。人们可能期望的另一个变化，是任命一个情报部长：人们普遍批评检查制度在执行中的专横顽固，尤其在对待报界方面，尽管不久以前总理曾亲自过问此事，保证有政治评论的自由，但是他长期来迟迟不任命一个能由议会召去质询的部长，却进一步激怒了这些人民的代表。此外，人们还责备他在12日的国民议会会议上避而不向议员们坦白说明芬兰局势的真正严重性，责备他从而实际上用欺诈的手段使有关芬兰问题的辩论休会。在他们看来，他在拒绝了国民议会要求进行辩论的建议之后，却同意在参议院展开辩论，这对他们不啻在伤害之外又加侮辱。

因此，当国民议会在3月19日开会时，达拉第所面临的乃是一个愤怒的会场。经过一次连续（没有间断）将近十二个小时的秘密会议（一直开到20日凌晨），激进党的一项表示信任政府的决议以二百三十九票对一票通过，但是有三百票弃权，其中包括社会党集团、弗朗丹的所谓“中央党”（左翼共和党）的全部议员以及路易·马兰的共和联盟的大约四分之一的议员。这一次的警告可不能再置之不理了，按照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的两位议长的劝告，达拉第在当天即3月20日向共和国总统递交了他本人及其内阁的辞呈。

谁来接替达拉第当政府首脑，这一点是没有多少疑问的。保罗·雷诺在报界的朋友们一直在领导这场运动，要求以更大的“劲头”来领导战争，这批才子们好久以来一直戏称他为“太子”。雷诺同出身于外省的达拉第迥然不同，“没有什么能深深地打动他，正象没有什么能打动那些生在巴黎的人一样”。他的头脑生来就灵活，又在“工艺学校”受过严格的理性主义训练，他坚信只要具有足够的知识和精力，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或者，更确切地说，凡是能够按照逻辑解决的事，就也能够在物质和社会的领域内得到解决。他这种本质上的乐观精神，以及他爱好当众发挥其出色的雄辩口才的习惯，使他的同伴们目眩神迷，也吸引住了其他的“工艺学校的人”，但是在一些不是那么聪明机智的人看来，雷诺却只不过是镁光照明弹发出的一道寒光罢了；而且，毫无疑问的是，人们通常对他是羡慕而不是喜欢，甚至也不是尊敬，连那些最最拥护他的人，往往也是从他同自己事业的关系来考虑怎样对待他，而不是把他当作一位受人爱戴的领袖或者决定法国命运的人。对于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雷诺早就在其中察觉出逻辑上的缺点，并且立刻臆测到其可悲的后果。

雷诺原先是代表他在下阿尔卑斯的故乡的议员，这时是巴黎布尔斯选区的代表。他在1935年12月底由于反对霍尔…赖伐尔计划和拥护集体安全的政策而脱离了弗朗丹的左翼共和党以后，到这时已有好些时候保持着自由身分，去潜心研究财政金融问题和在国民议会中充当戴高乐军事理论的代言人。由于这些原因，他既受到左翼，尤其是保罗·富尔领导下的和平主义派别的怀疑，又（同芒代尔一起）由于反对慕尼黑协定的立场，而受到路易·马兰的右翼共和联盟的怀疑，这种立场自然而然也引起了激进社会党及其主席达拉第的不快。在这样不利的条件下，他很可能在挑选部长人选时，单单根据他们的能力，根据他们是否已经受过考验忠于他，或者估计会忠于他，来决定取舍。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宁可沿用党派政治的惯常做法（他在这方面丝毫不内行），并且企图象达拉第在1934年那样，把内阁组成得象是议会的一个缩影。他能够组成内阁，要大大感谢莱翁·勃鲁姆的宽宏大量，后者本人虽然不愿担任职务以免激怒右翼，可是却让六个追随者参加内阁（有三人担任部长），并且答应在国民议会中给予全力支持。至于路易·马兰的共和联盟，雷诺只给了它一个海军部副部长的职位。

批评达拉第的人们先前曾要求成立一个小型的、紧密团结的战时内阁，这个内阁通过经常举行会议，至少应能象一个工作过度的总理——他兼任两个部长，有脱离内阁和国民议会的倾向——同样迅速地作出决定。为了满足这个要求，雷诺在提出他的新班子时（他急欲尽可能讨好很多方面，把人数从十八名扩充到三十五名），宣布其中有八人将作为战时核心内阁每周开会三次，此外，各部之间的经济委员会每周开会一次。为了响应进一步的要求，应有更大的洞察力来处理外交事务，新总理决定把这个部长职位留给他自己兼任；与此同时，又说服德·蒙齐留任市政工程部长。最后，达拉第本人也未经多少劝说就留任国防部长。

人们看到，雷诺在3月22日向国民议会提出这份内阁名单时，神态紧张而不自然，一反常态，在过去，他在那里经常是骄横自负，盛气凌人的。他这时六十二岁，第一次以政府首脑的身分出现。他的简洁练达的内阁声明，能言善辩，人们注意到，这一点得力于高乃依，而不是得力于国民议会所喜欢的那种更热情、更有个人特色、更流畅奔放的文体。雷诺说，法国进行的是总体战。敌人“从苏联的背叛中得到了帮助”，正在把斗争推向一切能够料想得到的方面，在打击的同时，还伴之以可憎的恶魔般的破坏。因此，法国也要全力以赴孤注一掷：战胜就挽救了一切，而屈服就失去了一切。在结束演说时，他说，他的政府的目的，是“激励、集中、指导法国的全部精力于战争并获得胜利；镇压一切可能来自任何方面的叛国行为”。他说，法国人将由于知道有“本国和帝国的巨大资源”而获得勇气；他们将坚定地密切注意他们的“令人钦佩的盟国”；他们的思想将“念念于法国的永恒的天才”。议会很不耐烦地听取了这个声明。尽管雷诺提到“苏联的背叛”，但是他吸收社会党党员入阁一事仍然受到了右翼的指责，说他又在走回人民阵线的老路：为了报复，右翼就联合大多数激进社会党党员，指控雷诺串通勃鲁姆推翻了达拉第（顺便提一下，达拉第同意参加新内阁的事，他自己一派的人事先并不知情）。对于这种“预先制造好的危机”的说法，勃鲁姆以雄辩的言词愤怒地予以驳斥，可是他的话虽然驳倒了对方的论点，却丝毫未能使那些持有这种论点的人平息怒气。事实是，随着抗议的信件从各个选区纷至沓来——在这些信中（尤其在农村选区的来信中），激进党领袖的个人威望仍然很高——国民议会正在开始后悔它迁怒于达拉第的做法不对：事实上，对于芬兰的瓦解，法国国内当时的反应根本不象巴黎报界的夸大宣传和一些打着如意算盘的小集团曾经设想的那样混乱。事情变得很清楚，雷诺内阁只有达拉第支持，才能维持下去，但也不会维持得更久。至少，右翼人士的悔恨，流露了他们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愤怒心情之几乎轻浮的冲动：他们先前的批评，实质上是反对法国未能做到向苏俄宣战。

在答辩时，雷诺为他的内阁的规模（激进党进行批评的主要目标）辩护，提到了今后要求内阁处理的工作是繁重的。他宣布将继续执行前任的政策，努力使法国人少牺牲（这时有些人鼓掌）；他作出保证，要在法、英阵营内，把那些使两国的经济，也许甚至还有财政分割开来的障碍一个一个地排除掉，希望其他国家有可能聚集在这个合作核心的周围。他解释说，这是因为有必要使这些国家看到一幅新欧洲的美景，而不仅仅是恢复战争以前的原状。

在投信任票时，新政府以二百六十八票赞成、一百五十六票反对和一百十一票弃权（共和联盟和激进社会党）获得通过：这就是说，实际上只有一票多数。雷诺立刻召集内阁会议，要求全体阁员，尤其是十名激进社会党阁员表明立场。这批人退出了会场，达拉第（在内阁投票时，他由于出席参议院欢迎他的仪式而未在场）极力主张他们全体辞职。但是肖当、康平希、克耶、拉穆勒指出，这样做将意味着同社会党决裂，到下次选举时将造成灾难；于是他们决定留任，但在两星期内阐明立场。雷诺得到这个消息后，决定坚持干下去；在国民议会下次于4月2日开会以前，他还有整整九天的时间可以活动。

在议会中得到的这次险胜，此刻必须在外交领域内取得更加引人瞩目的成就来加以巩固。雷诺的第一个行动具有双重的目的：一是恢复张伯伦的计划（1939年12月被法国人认为时机尚未成熟而搁置了起来），这个计划要求法、英两国政府发表一个联合声明，说明任何一方不得单独议和；二是采用赞扬、鼓励的办法，来恢复英国第一海军大臣（丘吉尔）从9月以来一直极力主张的计划，在挪威领海内敷设水雷，以制止其继续被德国船只滥用。因此，应雷诺的要求，最高作战会议于1940年3月28日在伦敦开会。雷诺并不向英国首相讳言，对他个人来说，完成这些任务以使法国的反对党哑口无言，是何等的重要；他得以对这第一个步骤深为满意地回到了巴黎。最高作战会议已决定正式对运送铁矿砂的航线布雷，并使法、英军队作好准备，假使德国进行回击，就占领纳尔维克；会议发表的公报以一篇联合声明作结束，大意是两个盟国均不得单独谋和或签订和约，声明中包含有一个协议，规定对于德国可能直接或通过第三者向它们提出的任何和平建议，都要预先经过共同讨论，在此基础上来执行对安全的“明确保证”，以对付一个战败的德国，声明中还保证在战后继续维持这个同盟，使之成为重建欧洲的核心。这样，雷诺由于此时已使英、法之间的关系除了12月间单纯在财政金融上的团结以外，又进而在政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