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行动就此启动。晓红搭乘一辆出租车回家为晚上的行动梳妆打扮去了,而于、廖二人驾驶一辆外壳上写着“空调维修”的面包车到达百乐门,以此车作为前线指挥所。很快就会有其他警力前来增援。
考虑到凶手可能认识百乐门内部人员,参与行动的警员们决定不暴露自己的身份,穿便衣扮作顾客进入现场。
于光明在入口处拿了一本彩色小册子,按照上面的说法,大楼一至三层是规格不同的舞厅,价格也有区别。除了要买票入场之外,场内还有所谓的“跳舞费”制度,每跳一支舞收二十五元到五十元不等,当然这不包括小费。
“就是说除了正经来跳舞的人,还有陪舞小姐呗,跳舞赚小钱,跳完舞再去赚大钱。”廖国昌不屑地说道。
下午时间还早,所以只有一层在营业。舞厅一头是一排桌椅,另一头是舞台。一位身穿华丽旗袍的歌手正在随着乐队的伴奏歌唱,昏暗的灯光营造出一种纸醉金迷的怀旧氛围。来跳舞的人看上去多数是中年人,陪舞小姐年龄也都不小。
“这个时段费用相对低廉。”廖国昌在研究小册子上的价目表。
下午场人们可以跳到晚上七点,之后,舞场会移师到二三层。三层将主要表演一些俄罗斯舞蹈之类的,警方只要把注意力集中到二层就可以了。四五层是客房。
“谁愿意住这种客房啊,每天楼下都莺歌燕舞地折腾一宿。”于光明说道。
“你不懂了吧,这才是好地方呢。有些客人会下来跳舞,然后选个小姐上楼享受。”廖国昌笑道。
无论跳舞的还是住店的,所有客人都必须通过面向华山路那个出口才能走出大楼。那里安装了一部监控摄像头,不用担心有人会从那儿溜走。
于、廖二人回到面包车里,随后晓红和其他警员也到了,众人对当晚的行动详细谋划了一番。
计划是这样的:任务开始后,晓红将身穿一件粉色旗袍直接去二楼,她会随身携带一部特制的微型手机。只要她摁下其中一个按钮,所有执行任务的警员都会进入一级戒备状态;摁下另外一个按钮,警员将冲进现场。她在警校时曾学过少林功夫,应该足以应对突发状况,或者说至少可以及时通知她的同事。此外她还要定期与同事联络,不过她自己不想这样,因为她觉得这么做会使旁人起疑。
齐警官会扮作一位陌生顾客,跟随晓红一起入场。他将一直待在舞厅里,与其他警员保持联系,除了掩护晓红,还要观察任何可疑迹象。
二楼舞厅外围还将部署两名警员。他俩将装成需要休息的客人,轮流坐在靠近二楼舞厅出口的沙发上。他们的职责是等待晓红出来,无论她是和别人一起还是独自一人。
凶犯不太可能出现在三层,因为他很难轻易勾引到那些身处舞台之上且不会说中文的俄罗斯姑娘。但李书记坚持在三层也派驻一名便衣警员。
最后,他们在临近华山路的大楼出口也派了几名警员:有化装成卖报人的,有化装成卖花姑娘的,还有化装成街头摄影师的。
于光明和廖国昌届时将在楼外的面包车里坐镇指挥,听着耳机里的声响,以便应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
行动开始后的前半个小时,看上去一切风平浪静。于光明心想,也许时间还早吧。他向百乐门入口看去,却看到了令人惊讶的一幕:一位衣衫褴褛的年轻母亲牵着自己七八岁大的儿子跪在台阶上,面前放着一个破碗,里面装着几个硬币。进出舞厅的人们却没有一个拿正眼看他们的,更别说施舍了。
这个城市正分化为两个阶层:富人和穷人。大款们随便给陪舞小姐的一点儿小费,就够这对可怜母子维持好几天的生活。于光明正想下车给她一点钱,却看到保安过来赶走了这对可怜的母子。
齐警官不断报告着舞厅里的情况“一切正常”。于光明还能听到那家伙随着音乐节奏吹口哨的声音。《何日君再来》,于光明听出了歌曲的旋律,这是三十年代上海滩颇为流行的曲目。
晓红仅仅与他们联系了一次,说是有很多人约她。
透过面包车的车窗,可以看到霓虹灯已经亮起,而无数客人正兴致勃勃地走进百乐门。在三十年代,上海曾被称做“不夜城”。
大约八点四十五分,耳机里突然没了声音。又过了约二十分钟,廖国昌联系上齐警官,但后者说只是虚惊一场。七八分钟前晓红从他视线中消失了,他找了一圈,发现她正在小酒吧的角落里喝酒。齐警官随后选了一个能同时观察酒吧和舞厅的座位,全程监视。
“放心吧,我这儿一览无余。”齐警官说道。
然后又是片刻寂静。于光明抽出一支香烟丢给廖国昌并帮他点燃,自己也点了一支。这时李书记打来了当晚的第三通电话,这位党委书记毫不掩饰自己的紧张和不安。
过了差不多十分钟,齐警官报告说听到酒吧里一位身穿旗袍的女士在尖叫,但不是晓红。
于光明赶忙拨打晓红的电话,却无人接听,也许舞厅里太嘈杂她没听到吧。廖国昌也试着拨打她的电话,依然无人接听。廖国昌随后联系了部署在大楼内外的警员,他们都说没看到晓红离开,因为他们不可能认错她那件粉色旗袍。
于光明与守在舞厅门口的警员通了话,他们信誓旦旦地表示没有看到晓红离开,那么她一定还在百乐门大楼里面,于光明随即命令把守舞厅门口的两个人前去增援齐警官。
与此同时,廖国昌赶到百乐门的监控室,一位警员和大楼保安正在那里值班。
不到五分钟,于光明就看到廖国昌走出监控室,并且疑惑不解地摇着头。大楼正门的视频监控记录上并未发现晓红的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