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又是个什么东西?”
“起码不像你一样是个十足的蠢蛋。”
瑞奇平时不怎么介意我和他开玩笑,但这句话还是超出了他的容忍度。他从椅子里钻出来,狠狠地推了我一把,我差点从屋顶上跌了下去。待我站稳冲他叫骂、让他滚蛋时,却发现他已经走了。
再次见到瑞奇,已经是几个月以后的事情了。原来所谓朋友,也不过如此。
后来,爸爸妈妈终于扛不住,还是把我交给了精神病医生。他叫戈兰,沉默寡言,有着橄榄色的皮肤。我丝毫没有反抗,因为我确实需要帮助。
我以为自己病情复杂,但戈兰医生对我进行诊断的进展快得令人难以置信。他面色沉着,不带任何表情,跟我说话的时候就像在进行催眠。我到他那里去了没几次,他的诊断结果就出来了。他认为,所谓怪物,是我在大脑受刺激的情况下产生的幻想——爷爷的去世让我过于悲伤,所以产生了幻觉。戈兰医生进一步解释说,爷爷讲过的故事在我头脑中形成了关于怪物的最初印象,而亲眼目睹爷爷死亡又让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因此,我才信以为真。
他用了一个专业术语来定义我的病情:应激反应过度。
“我一点也不觉得好玩儿。”妈妈说。戈兰医生的诊断让她总算松了口气。因为不管我得的是什么病,听起来都比“疯了”这个词让她觉得舒服一些。
尽管不再相信有恶魔,可我的身体并没有因此而好转,夜里还是噩梦不断,白天则焦躁不安,疑神疑鬼,甚至无法与人正常交往。爸爸妈妈不得不请了个家庭教师,我不用再走读了。最后,他们还让我退出了“小额援助”项目,因为修养身体是我当下唯一的“工作”。
很快,我决定连这个“工作”也不干了。因为在我的情况稍稍好转了一些之后,戈兰医生所做的事情就只剩下开药方了。
“还做噩梦?这种药就是专门对付它的。在校车上觉得心慌?这个应该有效。还是睡不着啊?把这个按时按量服下,保准你能入睡……”他说。
服药后,我很快发胖,反应变得迟钝;可是我精神上的痛苦并没有减轻,每晚只能睡三四个小时。
我开始向戈兰医生撒谎。尽管脸上天天挂着眼袋,尽管听到突然的响声还是会像受惊的猫一样跳起来,但我依旧尽量装出一副恢复得差不多的样子。我编造梦境,尽量把梦里的情景说得平淡、简单,和正常人所做的梦一样,比如梦见在牙科诊所,梦见自己飞起来了,梦见自己赤身裸体出现在学校里……
他打断我,问道:“梦到怪物了吗?”
我耸耸肩说:“连根毛都没见着。可能我已经痊愈了,是吧?”
戈兰医生敲了几下笔,然后开始写下些什么。“希望你不是只拣我喜欢听的说。”他说。
“当然不是了。”我一边回答他,一边注视着诊室墙上挂着的各种证书。这些证书足以证明他在心理学各个分支领域的专业程度,包括如何判断一个十几岁的应激反应过度者是否在撒谎。
“你说点实话吧,”他放下笔说,“你是不是想告诉我,这个星期你一次都没梦到它?”
这样的话显得十分蹩脚。为了不被他戳穿,我只能承认。
我回答说:“也不是,好像梦见过一回。”
真实的情况是,就诊前的那个星期的每天晚上我都会做梦,每次都梦见大致相同的场景:薄暮时分,窗外琥珀色的光线正在渐渐隐去。我蜷缩在爷爷卧室的一个角落,举着一把粉色的儿童玩具手枪,枪口正对房门。在床的位置,一台自动售卖机若隐若现。自动售卖机里摆放的,不是糖果,而是一列列锋利的战术刀和穿甲手枪。爷爷穿一身英国军装,正在往投币口塞钞票,但要塞进去很多张钞票机器才会吐出一把枪,而我们的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
最后,总算有一只点四五口径的手枪在柜子里旋转着快要出来,却被卡在出口。爷爷一边用依地语大骂,一边对着机器踢几下。不得已,他只好跪在地上,把胳膊伸到机器里,想要把手枪拽出来,没想到胳膊也被卡住了。
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了它们。它们长长的黑触须在窗户玻璃上扭动爬行着,正在寻找进屋的入口。我把玩具手枪对准它们,扣动了扳机,但无济于事。爷爷疯了似的咆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