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办事员抱歉地说,“今晚我们实在太忙了……”
这并不重要。那人不愿露面,他只是随便捡张卡片,塞进信封,然后站在柜台外面看着信封被放进那个房间的小格里。他可能正在罗伯特的房间里等候着,现在该看看这个对手的面孔了。
罗伯特听见喧哗由远而近,转身一看,一群圣地派教徒走进门厅,又是笑又是唱,他们显然又喝了些酒。一个大块头的男人对他说:“嗨,伙计,你错过了一个极好的聚会。”
罗伯特灵机一动。“你们喜欢聚会?”
“啊哈!”
“楼上正在举行一个真正的晚会,”罗伯特说,“酒、姑娘——应有尽有。跟我来吧,伙计们。”
“这才是美国精神哪,伙计。”那人拍拍罗伯特的肩膀,“听见了吗,小伙子们?咱们的朋友在举行晚会哪!”
他们一块儿挤进电梯,来到三层楼。
一个圣地派教徒说,“这些意大利人一定懂得怎样纵情作乐。酒神节就是他们发明的,对不对?”
“我要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酒神节。”罗伯特说。
他们跟着他走到他的房间。罗伯特把钥匙插进锁眼,转向那群人。“你们准备好应付某种玩笑了吗?”
大家异口同声地答应着。
罗伯特拧动钥匙,把门推开,站到一边。房间里漆黑一片,他把灯拧开。一个又高又瘦的陌生人站在房间正中央,一支带消音器的手枪刚掏出一半。那人吃惊地望着人群,迅速将枪收了回去。
现在他得到答案了,他们要杀死他。他们将发现这并不容易。他由追踪者变成被追踪者,但他有个很大的优势。他们把他训练出来了,他懂得他们所有的技巧、力量和弱点,他要用这些知识阻止他们,首先要找到一种办法把他们甩掉。跟踪他的人可能会得到某种伪造的情报,说他走私毒品或者杀了人,或者犯了间谍罪。他们可能会得到命令:他是危险的。不要冒险。见到就开枪打死。
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在韦内托路一幢粉红色拉毛水泥大楼里,前面围着黑色铁栏杆。这个时候,大使馆已经关门,但领事馆的护照办理处二十四小时办公,以便处理紧急情况。一楼门厅坐着一名军官。
罗伯特走过去,军官抬起头。“先生,要我帮忙吗?”
“是的,”罗伯特说,“我想问问怎样办新护照,我把原来的丢了。”
“你是美国公民吗?”
“是。”
军官指着远处一间办公室。“先生,到那儿办。最里边那个门。”
“谢谢。”
房间里有五六个人在申请护照——旧的丢了,要办新的,还有的要签证。
排在第一个的是个衣冠楚楚的中年人,正接过一张美国护照。
“这是你的新护照,考文先生。你碰到这种事真令人遗憾,恐怕在罗马有不少小偷。”
“我决不会让他们再偷去这个了。”考文说。
“当心点吧,先生。”
罗伯特看着考文把护照放进衣袋,转身离开。罗伯特走到他前面。一名妇女擦身而过,罗伯特撞到考文身上,好像自己是被人推了一下似的,差点把他撞倒。
“实在对不起。”罗伯特道歉说,他俯身为那人抻抻衣服。
“没关系。”考文说。
罗伯特走进男厕所,口袋里放着那人的护照。他见这里没人,便进了一个小间。他取出从里科那儿偷来的刀片和胶水,非常细心地取下考文的照片,然后把里科为他照的相片贴上去。他端详着自己的杰作,完美无瑕。现在他成了亨利·考文。五分钟之后,他又来到韦内托路,进了一辆出租车:“达芬奇机场。”
罗伯特到达机场是十二点半。他站在外面,观察有无异常现象。表面上看一切正常,没有警车,没有可疑的人。罗伯特进了大厅,在靠门的地方站着。这儿有各条航线的售票处,好像没有一个人在闲逛或者躲在柱子后面。他谨慎地继续站着没动,连他自己都无法解释,但这一切显得太正常了。
那边是法国航线售票处。“我给你预订机票了。法国312航班,到巴黎。凌晨一点起飞。”罗伯特走到泛意大利航空公司售票处,向里面坐着的女办事员说:“你好。”
“你好,先生,有事要我帮忙吗?”
“有,”罗伯特说,“你是否能叫一下罗伯特·贝拉米中校接一个礼节性电话?”
“可以。”她说,拿起麦克风。
罗伯特靠近些,他听见喇叭传出办事员的声音:“罗伯特·贝拉米中校请到白色电话机接电话。罗伯特·贝拉米中校请到白色电话机接电话。”声音在机场大厅回荡着。
一个提着旅行袋的男人从罗伯特身边走过。“对不起。”罗伯特说。那人转过身:“什么事?”
“我听见我妻子在给我打电话,可是”——他指指一位旅客留下的行李——“我不能离开行李。”他抽出一张十美元钞票,递给那个人。“请你替我去接那个白色的电话,告诉她过一小时我到旅馆去接她,行吗?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