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车上,莱尔只说了四个字:“噩梦一场。”我回他:嗯哼。可丽希让我想到自己:贪婪、焦虑,总是未雨绸缪,以备不时之需。那包薯片就是证据。我们总是乞讨小包装食物,因为人们不会斤斤计较那么多。
车开了二十分钟,一路上莱尔和我都没什么交谈;终于,他用他那新闻播报员的声音总结道:“她说班恩性骚扰显然是骗人的。我想她当年也是这样骗她爸的。劳尔·凯兹一气之下把你们全家杀了,后来才发现女儿说谎,导致自己滥杀无辜。凯兹家因此家道中落。劳尔·凯兹消失了,染上酗酒的恶习。”
“是这样吗?”我抓着他的话不放。
“我推测得很有道理啊,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以后你都不要跟来比较好。真丢脸!”
“出钱的人可是我,丽比。”
“但你完全是在帮倒忙。”
“对不起。”说完我们又陷入沉默。当远方堪萨斯城的灯火将天空染成病态的橘红,莱尔看也不看地对我说:“你不觉得我推测得很有道理吗?”
“悬案之所以被称为悬案,就是因为不管怎么推测都言之成理!”我学他说话。“《天家血案》,很棒的侦探小说吧?”我欢快地说。过了几分钟,我才心不甘情不愿地承认:“你的推理是不错。我想我们也应该去找我爸谈谈。”
“我没意见。不过我还是会继续追查劳尔·凯兹的下落。”
“随你便。”
我把他丢在莎拉酒吧,不打算送他回家;莱尔站在人行道上,像孩子般一脸困惑,不敢相信爸妈就这样把他丢在夏令营然后一走了之。我到家时已经很晚了,烦躁焦虑地点我的钞票。到目前为止,我已经从杀手俱乐部那边赚了一千美元,莱尔还欠我采访可丽希的费用五百美元,不过我想可丽希不管谁去采访都一样吧;才想着,我就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杀手俱乐部那些怪胎不可能像我这样从可丽希口中套出那些话。她之所以肯跟我谈,是因为我们血液里有相似的因子在作怪:我们都自卑、愤怒、贪婪,莫名其妙地怀念着逝去的时光。
我没来由地恨恨地想着:我有本事自己赚钱了。莱尔付我钱似乎付得挺爽快的,是我自己心里有鬼,脑海里愤愤不平地自我辩护,为了还没发生的事情大发脾气。
我有本事自己赚钱了(我现在觉得心平气和)。如果我有爸的消息,如果我能跟爸谈一谈,就可以再大赚一笔,整整够我四个月的花销。如果我不闯祸的话,也许够五个月。莱尔在我还没到家前就已经在录音机里留了口信:堪萨斯杀手俱乐部要举办跳蚤市场,有人想买我家人的“纪念品”。这次活动由玛格达主办,问我有没有兴趣参加。玛格达,那个山顶洞人,就是她在我头上加了一对魔鬼的角。好啊,玛格达,我很乐意到你家做客,你把钱藏在哪儿啊?
我把电话录音机关掉。录音机是我前两次搬家从我室友那里偷来的,这让我想起可丽希,她家里应该也塞满了别人的垃圾吧!我偷了一台电话录音机、近一整组的餐具、二十几对盐罐和胡椒罐,最近才又从克拉克烧烤顺走一对,到现在还摆在门口的茶几上,懒得拿进厨房。卧室一角,电视机旁边有个箱子装满上百瓶我顺手偷来的乳液。我还保留着是因为我喜欢看这些瓶瓶罐罐摆在一起,紫的绿的粉红的。我知道如果有人来我家看到一定觉得我疯了,但反正没人会来,偏偏我又爱不释手,舍不得扔掉。印象中我妈的手总是干涩粗糙,虽然她动不动就在手上抹油,却总不见效。我们最喜欢开她玩笑:“不要抹啦,妈,好像鳄鱼哦!”偶尔我们去做礼拜的那间教堂,女厕里会提供乳液,妈说闻起来有玫瑰花的味道;我们轮流把乳液挤在手上,然后凑上去拼命闻,互相称赞彼此身上散发着淑女的芬芳。
黛安阿姨没有打电话。她早该听到我的留言了,却没有回电话,这不太寻常。纵使我们这次冷战了六年,但是黛安阿姨向来都大方接受我的道歉,早知道就送她我的亲笔签名书了。
我转过身去看楼梯底下的那堆箱子,我越是放任自己去想凶杀案,就越觉得那堆箱子很不吉利。我告诉自己,不过是一些旧物,它无法伤害人的。
十四岁的时候,我时常有轻生的念头——这在当年是神的召唤,如今则成为我的嗜好。9月初一个早晨,学校刚开学,我拿起黛安阿姨的麦格农左轮手枪,像玩过家家似的在膝上把玩了好几个钟头。脑袋开花是件多享受的事,我卑鄙的灵魂随着枪响而烟消云散,就好比一吹蒲公英,白色的种子便随风飘散。但我想起了黛安阿姨,想象她回到家后发现我的头没了,而墙上一片红时,我就下不了手。或许这就是我恨她的原因,我恨她不让我做我最想做的事。但我就是不能这样对她,所以我只好跟自己商量:如果到了2月1号还是没有好转,我就自杀。但是到了2月1号还是没有好转,所以我只好再跟自己讨价还价:如果到了5月1号还是没有好转,我就动手。于是我一拖再拖。而现在,我依旧活着。
我看着那堆箱子,跟自己讨价还价,心情平静许多:如果二十分钟后还是受不了,就放火烧了吧。
第一个箱子很容易拆开,我才开始撕胶带,箱子的一边就塌了。最上层是一件警察合唱团演唱会T恤,是我妈的,上面沾了食物的污渍,拿起来非常轻软。
十八分钟。
底下是一摞笔记本,用橡皮筋捆着,全是黛比的。我随意翻了几页:
哈里·杜鲁门是美国第三十三任总统,家乡在密苏里州。
心脏是身体的泵,把血液输送到全身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