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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月下旬，张汉卿亲自在沈阳召开对苏会议，决定改编陆军屯兵吉蒙边界，接收中东路方法等问题。7月7日，他抵达北平与姜瑞元会晤，商谈有关中东路的对策，会谈内容如何，外人不得而知，但姜肯定对收回中东路表示支持。

7月10日，东三省当局在中东铁路沿线各地配置军队，没收铁路电报、电话'；>；，查封苏俄商船公司、贸易公司、火油公司等，将中东铁路管理局叶木沙诺夫、副局长艾斯孟特等苏联高级官员全部免职，令范其光代理局长。

更是强制解散各种苏联赤化组织，逮捕苏俄人二百余名，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中东路事件”。

三日之后，苏俄就中东路事件向南京政府发出为期3日的最后通牒。同时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自7月1日至13日经由轮船发往萝北、瑷珲、乌云、奇克、逊河等县公文邮件，均被苏军扣留。

15日中东路货车停驶，乌苏里铁桥被苏方破坏，吉林、黑龙江军队开往五站、满洲里。大军囤积于边境，战事一处即发，在国内，中华红门这群铁杆卖国贼也是不甘寂寞，恨不得苏俄派军进入华夏帮助他们建立起伟大的赤化脑残政权。

中华红门紧急发表宣言，号召全国的门徒信众，在“国际反赤色日”8月1日举行示威，抗议帝国主义及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对苏俄的进攻。

甚至在宣言认为，“苏俄的胜利，也就是中国**的胜利，苏俄的失败，也就是中国**的失败中国**的失败，也就是苏俄的失败。”

如此有门无国，却也是卖祖求荣的典范。中国要收回自己的边境主权，倒还成了威胁中国**的罪魁祸首了，这还真是让人哭笑不得。红门的丑态，也是尽露无疑。

这个时期的苏俄，正在受到全面饥荒的影响，连年农业减产，外部受到西方社会的全面封锁与经济制裁，的确是实力衰微。而这也是张汉卿敢于采取强硬态度的因由，但无论怎么说，他始终是中国人，并且在争取着国家的主权。

至于中华红门这群卖国者，则是彻彻底底的赤化份子，为了来自于西方的赤化理念，不惜出卖国家的主权。这和一千多年前崇信佛教的傻帽们都是一样，为了摧毁中华文明而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在中苏边境战事日趋激烈的情况下，苏俄为了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急需中华红门进行武装暴动，以响应和支持苏俄，分散**党政府对苏的力量。

因而，随着战事的升级，其对中华红门政策的指示也日益升温，连续向其发布了一系列严重脱离中国实际的论调和指示。

1929年10月26日，赤化国际执委会发出“十月来信”，指出“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为红门指出了“最近任务”，如：必须尽量利用已经开始的军阀混战，继续展开独立的群众**运动，变军阀战争为阶级的国内战争，应当极其注意工人的罢工斗争，巩固并扩大游击战争，尤其是在东三省。

如此玩弄文字游戏，倒也是党国体制的特长，无数学习不好的傻帽，开始前赴后继，矢志不渝。

在苏俄和赤化国际这一系列措施的影响和推动下，中华红门迅速改变了自己的政策路线，形成了第二次“左”倾思想风潮。在“中东路事件”刚发生后，中华红门就按苏俄和赤化国际的要求，把拥护和保卫苏俄当作自己的中心任务。

1929年7月12日，中华红门发出《反对**党帝国主义进攻苏俄》的宣言；7月24日又发出《动员广大群众反对进攻苏俄》的42号通告，对本门工作进行了新的部署，计划在城市采取飞行集会、示威、罢工和游行宣传来发动群众。

更是在中心城市发动群众运动，苏区的红军则要尽可能改变游击的方式，并与工农群众运动结合起来夺取最重要的城市，建立亲苏政权。“左”倾思想已经在中华红门的内部四处弥漫。

一大批不愿意卖国的红门门徒，开始被清洗，而马子任等人则成功凭着紧抱苏俄干爹的大腿，成功的提高了自己在门内的权势地位。

苏军针对中东路事件，于8月6日迅速成立了苏联红旗特别远东集团军，总兵力约四万余人，下属兵力3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一个蒙古骑兵营，特别远东军装备精良，有大量飞机、坦克、重炮、战舰等技术兵器，还装备了当时苏联最新型的MC…18坦克。

噼里啪啦一通乱打，把张汉卿的东北军教训得很惨。而日本的军事顾问，也震惊于苏俄的强大军事力量，开始调整自己的工业发展模式，同样是朝着计划经济体制前行。

十月**以后，沙俄被更凶残的苏俄帝国主义取代，然而它夺权之后全力应付内争而无力顾及蒙古事务。为了摆脱孤立状态以求生存，苏俄发布了两个对华关系声明，宣布放弃沙俄在中国掠夺的一切。

当时是1919年，北洋政府已趁俄势衰微先派遣陈毅赴外蒙谈判，接着派遣徐树铮将军率军开赴蒙古，一举收复外蒙及唐努乌梁海。

但是1921年3月，苏俄喘过气来，立即废掉两次对华宣言中之承诺，煽动外蒙奸人在今恰克图建立“蒙古临时人民政府”，随后“邀请”苏俄出兵。6月，苏俄赤军侵略中国，重新占领了唐努乌梁海以及外蒙古。

为使其占领长期化、合法化，苏俄比沙皇更阴险。它派出大批干部以各种身份进入中国内地，煽动那些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野心家制造内乱，不管是中国人之间抑或中国与其他外国，厮杀得越凶、血流得越多，只要能转移视线有利于苏俄侵占唐努乌梁海就是胜利。

而外**立则是确保隔离唐努乌梁海，中东铁路则是劫掠中国的经济的吸血管。这个目标后来屎大淋对蒋经国说得很明白：“我们必须把蒙古拿过来”从本性上说，劣狞主义就是以侵略为宗旨的，它既然奉行“用暴力推翻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那么所有关于和平民主的说道，都只是力量不足时的权宜之计，是谋略。

苏俄正是沿袭沙皇政府的政策行事的：1929年出兵侵略东北，不仅抢夺了中东铁路路权，还打击了中国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势力，为日本军国主义摸清了东北军的实力。

只是，这次超过鸦片战争以来所有入侵规模的战事，却被后世红门统治下的教科书所刻意忽略掉了。

劣狞写成于1915年的《论欧洲联邦口号》里提到了“用武力去反对”的典型样板即1920年苏俄进攻波兰。

另一种方式就是派出特工人员，在外国就地组建红门分部，借这个组织挑起内战夺权，以实现劣狞规定的“力求使它们完全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世界苏维埃共和国。”

比起日本的侵华暴行，苏俄的举动更加隐秘并且有效，对于中华文明的伤害也更加暴烈。钟泱来到了这个时代，从旁观者的角度，看到了与以前认知所完全不一样的真相。

1922年6月15日发布的《中华红门对于时局的主张》统计：“民国十一年来七次战争，前五次是民主派和北洋军阀之理想及势力冲突，后二次是军阀内讧。”

尽管红门把孙逸仙发动的五次内战均归咎于北京政府的存在，但毕竟战事仅有七次，亦不存在学潮、工潮之流血牺牲，即便“火烧赵家楼”那样的暴行，也并无流血牺牲发生。

整个五四运动，死亡者不过一人，还是因为本身病重。

恰好这次统计之后是苏俄逐步全面介入中国内政开端，此后中国就战端频乃，学潮、工潮几乎全部浸在血泊之中。国人被“主义”撩拨，一脚踏翻“温良恭俭让”，仇恨与残忍与日俱增，就连“牺牲”也变成颂扬之词，真正成为“混战”之局。

亲眼见过五四运动以及此后的各种类似运动，钟泱看到了这个血淋淋的事实。而对比于后世红门政权在对待各类运动时的残暴手段，就可以知道这种所谓的主义，到底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从日本这边看，1912…1926属于“大正时代”，是日本推进议会主义的时代，尽管以军部少壮派为主的军国主义分子不断干扰，但政治主流还是“政党政治”。

尤其是1924年6月到1927年4月的“币原外交”时期，日本外交谋求与西方列强一致的原则，理智派客观上压制了狂热派对中国的武装侵略与威胁。而西方列强因一战后的恢复也自顾不暇，本来，当时中国的国际环境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

然而，苏俄帝国主义却趁虚而入，出钱出枪出教官，挑起内乱，破坏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极好时机。而以北伐为标识的苏俄侵华成果，反过来又刺激了日本军国主义，使其势力不断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