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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放慢工业化速度、对宗教实行温和政策、实现党内*化等主张。以后，又有人提出了所谓“非斯大林化”的纲领。

1953年7月，阿尔巴尼亚政府改组过程中，霍查虽然继续留任总理，但失去了原先兼任的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的职位；谢胡留任内务部长，却失去了党中央书记的职务。1954年7月，在“集体领导原则”的名义下，霍查又辞去总理职务，由谢胡接任。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冲击波”同样影响到阿尔巴尼亚，党内要求*化、与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替科奇·佐泽恢复名誉的呼声时有出现。苏共通过苏斯洛夫和波斯别诺夫给阿党做说服工作，要求他们为科奇·佐泽*。

在这一风云突变的日子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坚持了原来的意见，拒绝为佐泽翻案。当赫鲁晓夫开始与南斯拉夫调整关系，特别是1955年苏南《贝尔格莱德宣言》的签署和1956年苏南《莫斯科宣言》的签署，阿党对此大为不满，认为“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空前的事件，是对兄弟党共同决议的公开践踏，是对其他党的蔑视”。阿党认为，苏南重新接近“实在是一场灾难”。“南斯拉夫是一个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国家”。霍查认为，南斯拉夫是匈牙利事件的根源。

第三章　德国有形与无形——柏林墙倒塌的前后（18）

对于霍查的上述言论，铁托则反唇相讥称霍查是一个“只知道口头上说说‘*主义’就再也讲不下去的自命的*主义者”。

阿尔巴尼亚对苏联公开表示不满的导火线，是由赫鲁晓夫在阿尔巴尼亚少数*上言论引起的。1960年5、6月间，希腊自由党领袖维尼齐洛斯在雅典报纸上发表了一个文件——他稍前同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会谈的记录，其中提到，他曾要求苏联领导人向阿尔巴尼亚政府交涉，以改善居住在阿尔巴尼亚南部的万名希腊少数民族的状况。赫鲁晓夫回答说，他不知道这个问题的详情，但他又说，在即将举行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将询问霍查，并尽快通报维尼齐洛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对赫鲁晓夫允诺过问阿尔巴尼亚少数*非常不满，认为这是“干涉内政”。

在这种情况下，霍查、谢胡拒不参加同年6月各国共产党首脑出席的罗马尼亚工人党的代表大会和各国共产党首脑举行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仅派党内第三号人物卡博作为代表参加。1960年9月3日，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激烈抨击维尼齐洛斯，但没有点赫鲁晓夫的名。之后，霍查拒绝跟随赫鲁晓夫出席1960年9月召开的联大紧急会议，也未出席1960年9月12日的阿苏友协招待会。至1960年11月8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时，霍查在会上猛烈批判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政策，指责赫鲁晓夫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叛徒、懦夫和修正主义者”。

苏阿两党关系的恶化进程发展到从言论到行动，从意识形态到国家关系。1961年，停泊在阿尔巴尼亚发罗拉基地的8艘苏联潜水艇和它们的护航舰撤离了这个海港，经直布罗陀海峡和波罗的海回到苏联。苏联中断了运输给阿尔巴尼亚的工业设备。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公开号召“罢黜霍查和谢胡”。1961年底，阿尔巴尼亚宣布退出经互会。这样，阿尔巴尼亚与第二个最主要的“盟友”和“支持者”苏联脱离了关系。

徐：阿尔巴尼亚和苏联关系的破裂应该不仅仅是由于赫鲁晓夫过问了阿尔巴尼亚的少数*，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吧？

范：是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如下几点：

第一，阿尔巴尼亚不同意苏联调整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对于赫鲁晓夫“未经其他党的同意就作出前往贝尔格莱德，跪倒在铁托面前的这一单方面的、专横的决定”，霍查感到十分不快，并表示“我们不能去同铁托分子拥抱与和解”。阿尔巴尼亚不能容忍苏共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关于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结论，坚持认为南斯拉夫是修正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的“帮凶”，并为此指责赫鲁晓夫策划了“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场阴谋”。

第二，阿尔巴尼亚反对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召开，非斯大林化过程进一步深化。正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苏联和阿尔巴尼亚正式分道扬镳。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指责阿尔巴尼亚要对两党关系恶化、阿尔巴尼亚脱离“社会主义阵营”负责。在他看来，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之所以反对苏共所奉行的消除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后果的方针，原因在于阿尔巴尼亚仍在采取苏联在个人迷信时期采取过的同样一些方法，而这些方法导致了*，消灭了一大批正直、著名的共产党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则攻击赫鲁晓夫的讲话是‘反*主义的”，“是为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分子效劳的”。苏共二十二大作出决议把装有斯大林遗体的棺材挪出红场上的陵墓，《人民之声》报立即对此事进行抨击，并对斯大林大加赞扬。。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三章　德国有形与无形——柏林墙倒塌的前后（19）

第三，阿尔巴尼亚不仅反对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共处”等理论，更反对苏美领导人之间的所有接触。霍查认为，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主张在理论上和革命实践中背离了*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在各个方面都已成了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死心塌地的盟友和帮凶。”

第四，阿苏关系建立之初既不平衡，也不稳固。早在二战后的初期，阿苏关系即存有芥蒂。当年，苏南领导人之间关于建立巴尔干联邦、包括把阿尔巴尼亚并入的问题，曾多次进行会晤磋商，并获得某种共识。加之苏联对阿尔巴尼亚经常表现出的大国主义和冷落、轻视的态度，加深了一向对此十分敏感的阿尔巴尼亚民族孤立感。

徐：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之间的关系曾对阿尔巴尼亚具有很重要的影响。您曾经写文章专门谈中阿关系经历的“春夏秋冬”4个政治温期。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其中的情况，以便我们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有更深入的了解。

范：新中国成立以后，中阿于1949年11月23日建立外交关系。以后，差不多整个20世纪50年代就是两国关系的“春季”。由于我们新中国从建国之初起，就主张世界上的一切国家、政党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稍后又提出反对大国主义，反对“老子党”，这就赢得了阿尔巴尼亚的信任。

特别是1954年，中阿两国在对方首都建立大使馆，此后两国的政治关系发展得很顺利，经济关系不断增强，文教、科技交流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1954年这一年，还互派了留学生到对方的高等院校学习。我就是中国首批派赴阿尔巴尼亚学习的6名学生之一。建立大使馆后，我方给阿尔巴尼亚提供为数不多的无息贷款，赠送了一些急需的物资，如粮食、奶粉等农畜产品、学校实验室的文教用品等。通过科技合作，我们向阿尔巴尼亚传授淡水养鱼、加工服装、制作粉笔等技术。另外，我们还为阿尔巴尼亚访华的各种代表团、组和人员提供往返的国际旅费和整套衣着。阿尔巴尼亚也一再感谢我们对他们处境的理解，感谢我们在自己经济尚处于比较困难的情况下给他们“雪中送炭”。阿尔巴尼亚的主要领导人霍查还于1956年来京参加*“八大”，许多领导成员先后访华。我们国家的一些领导同志也去访问阿尔巴尼亚。

可以这么说，整个20世纪的50年代，中阿两党两国间基本上没有矛盾和冲突。阿对中方十分信任，中方对阿同情有加。双边关系给人以“温暖如春”之感。

20世纪50年代的中后期，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60年代开始对阿尔巴尼亚不断地施加压力，导致1961年阿苏断交。这个时候，阿尔巴尼亚就和我们一起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斗争中互相支持。在整个60年代至70年代初的较长岁月里，堪称两国关系的“夏季”。1969年4月，就在*九大开幕和闭幕的时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跟霍查都出面，先后发来了长篇的贺电。他们称：“*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的光辉不仅照耀了全中国，而且光芒放射到全世界，让帝、修、反望之发抖。”

这段时间里，中阿双方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问题，对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侵略扩张政策，有着基本一致的看法。苏阿断交后，苏联就停止了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中国不仅把原先苏联全部的援助项目统统包了下来，而且不断扩大、增加对他们的援助，以至于对阿尔巴尼亚的要求几乎是有求必应。这就使得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在几乎所有的领域获得全面发展。

第三章　德国有形与无形——柏林墙倒塌的前后（20）

在中阿关系堪称“夏季”的20世纪60年代，为发展这种“特殊关系”，双方均有过非寻常的举措。可以归纳为各自的“三大支持”。就中方对阿方而言，有：一、周恩来先后于1964年、1965年、1966年三次正式访阿，使中阿关系“从一个高峰发展到另一个高峰”。二、毛泽东以*中央主席的名义，1966年电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五大”，其内容有人们广为熟悉的语句：形容中阿关系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称赞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明灯”。三、在中国“*”高潮的1968年，因阿尔巴尼亚为反对苏联侵捷而退出“华沙条约”之举，中方一次性就向阿方提供30个成套项目的援助。这个数字占了我国从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所有援阿项目的四分之一。据统计，1954年至1978年间，中国对阿尔巴尼亚援建经济、军事项目高达100余个，先后派遣了6000余名工程技术人员去阿尔巴尼亚从事援建工作。就阿方对中方“三大支持”而言，有：一、比任何国家都坚决支持中国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二、在各主权国家中，独家支持中国“*”；三、自始至终地支持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它是当年联合国大会这项提案的主要发起国之一。阿尔巴尼亚跟阿尔及利亚等国一起，多年来一直站在这场斗争的最前沿，“两阿”同我们密切合作，团结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为数众多的非洲国家，最后，在1971年的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终于使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得以恢复。

但阿尔巴尼亚国家，其主要领导人在涉及跟超级大国关系的问题上，是很敏锐。1969年9月，我们接待赴河内参加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葬礼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过境，周恩来总理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阿尔巴尼亚对这件事很反感，当即表示反对。因为中苏政府首脑接触这件事，阿甚至在出席我们建国20周年庆典问题上，还特意降低了规格。本来应该是总理来的，后来降为副总理。1971年秋和1972年春，我们先后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和尼克松本人访华，引起了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强烈不满。阿尔巴尼亚一号领导人霍查向*中央主席毛泽东写来了指责中方的“万言书”，其报刊据此发表了两轮从措词到内容都极不友好的文章。中阿关系从此进入了“秋季”，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所以，1972年这一年也是我们跟阿尔巴尼亚关系由热转凉的“转折年”。

刚刚我回忆到70年代初的两国关系的往事，基本是可以定位到春夏“两季”。从1971年到1972年开始，由于阿尔巴尼亚反对中国接待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的启动，导致中阿关系转入“秋冬”。1975年，我本人作为使馆参赞重来阿尔巴尼亚工作，虽然馆内情况还好，但是外界的“形势”日趋恶化了。1976年11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七大”以来，其主要领导人公开攻击中国内外政策，并对两国间的经济、技术合作进行刁难。到了1978年，阿尔巴尼亚不计后果地反华。尤其是身居高位、左得出奇的那位首脑人物，一而再地亲自对我国当时的内政外交进行全面攻击。他指名大骂中国领导人，不管是逝世的毛泽东、周恩来，还是在职的华国锋、*，说中国这几位领导人是马列主义的“叛徒”。他还骂黄华外长、主管副外长余湛，刘振华大使。而中国却骂不还口，不予置理。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的人员身居一线，听到、看到的东西可多啦。尤其我们懂阿语的外交官，每天从报刊、广播、电视里，接触到的都是他们的反华声浪。这样一来，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一发不可收拾，直到1978年秋两国关系破裂。

第三章　德国有形与无形——柏林墙倒塌的前后（21）

徐：我们接待苏联总理柯西金过境和周恩来总理同柯西金进行会晤，以及我们又先后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和尼克松的举动，使阿尔巴尼亚认为中国“变修”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一直自诩是正宗的马列主义政党，稍后又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请您谈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以及给阿尔巴尼亚国家带来的后果。

范：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指导思想上一向以“左”的倾向占主导，后来又日益发展为极“左”的路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末，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对时代问题的认识上和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上，思想僵化，片面固守列宁《帝国主义论》的观点，始终没能摆脱“世界处在帝国主义崩溃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理论的束缚，陷入“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不能自拔。

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主政期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共召开过八次常规代表大会。每次开会，霍查在其政治报告中都大谈特谈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危机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强调：经济危机吞噬着世界上每个国家，资本主义世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社会道德败坏、局势动荡，而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则“没有危机和*，只有发展、前进、繁荣、欢乐、团结、革命热潮、乐观主义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心”。在谈到国际问题时，他总要强调：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企图摧毁社会主义，扑灭革命，主宰世界；世界形势由于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霸权行径而混乱、复杂、紧张，阶级冲突席卷全球。1981年霍查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八大”上所作的报告中，甚至惊呼世界正面临大战危机，强调“世界形势孕育着解放战争和革命，孕育着全面战争和局部战争”；“虽然世界大战的火焰尚未点燃，但是已经爆发的局部战争和已经形成的危险的战争温床可能会导致一场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事态的发展表明，不是帝国主义把世界推向一场新的灾难，就是各国人民将制止战争”。

由于对形势和时代的错误判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不仅始终拒绝对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改革，而且还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统统视为“修正主义”而加以批判；始终没能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多次丧失发展自己的宝贵机遇。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错误分析国际形势和周边环境的同时，长期推行一条“御敌于国门之外”、“四面出击”、把阿尔巴尼亚变成“一座坚不可摧的军事堡垒”的备战方针。该党不顾国家经济的承受能力，耗费宝贵的资金和物资，在全国狭小的国土上修建了数10万个钢筋水泥碉堡，大搞全民皆兵，大力备战，致使全国上下为时刻准备迎击“来犯之敌”而惶惶不可终日。

特别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