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的,如三、四、六路游击师;有的是我们负责组建的,如五、七、九路游击师。其中有大刀会、红枪会改的,我们只下个委任令,派少数干部去改造。有的是以工农群众为基础组成的。各路游击师,成份新、复杂,战斗骨干少,每一路只有几名干部,枪支弹药少,又未经战争环境考验,经不起风吹草动。但他们成立以后,除九路游击师外,三、四、五、六、七路游击师活动比较积极,消灭了一些地方反动团队,在配合主力作战、担任侦察警戒、组织动员群众参军参战、安置和掩护伤病员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
在豫陕方面:一九三五年三月,由方升普、李隆贵带二二五团八连组成豫陕游击师(八连后来军部又收回去了),师长方升普,政委曾焜,特委书记李隆贵。下辖:
第一游击大队:队长张海波,政委袁崇安。第二游击大队:队长刘传根,政委李传彬。 第三游击大队:队长李振远,政委张培真。第四游击大队:队长李思明,政委胡从真。四个大队约四五百人,是由工农群众组成,逐渐发展起来的。他们主要活动地区为峦庄、庾家河、留仙坪、杨村、古城、三要司、高耀等地。他们成立之后,主要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消灭地方反动武装,为开辟根据地打开局面。
红二十五军进入鄂豫陕地区半年多时间,粉碎了敌人几次“围剿”,消灭敌人几个旅,为建立鄂豫陕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先后成立了鄂陕、豫陕两 个特委、游击总司令部,组建发展了一些地方武装,建立了一些区、乡政权和党的组织,初步形成了根据地的发展规模和对敌斗争的新局面。
二、一九三五年七月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一九三五年七月,省委在沣峪口召开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到陕北,迎接主力红军北上。省委这个决定,没有向两个特委打招呼,事先我们不知道。后来在北京听徐海东讲,当时他们决定北上,给我们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说他们离开后,要我们留在陕南继续坚持斗争,两个特委合并,成立鄂豫陕特委,两个游击师合并组成主力团等。可惜这封信我们未收到。此信是交给三路游击师政委李志英带回交我们,而三路游击师内部出了叛徒赵九海,把师政委打死,带着信和部队叛变了。由于我们不知道军主力离开陕南到陕北,一切工作安排和各路游击师的活动仍按军主力在时那样活动。敌获悉我军主力北上,便调集大批兵力对我各路游击帅进行分割包围,企图各个歼灭。在敌重兵“围剿”下,我年轻的各路游击师在没有充分思想准备之 下,受到很大损失。有的叛变了,如九路,把我们派去的几个人杀了,他们投敌了。有的受到很大损失,如三路、六路、五路、七路。
在这种情况下,鄂陕特委决定,要千方百计很快查明军主力行动动向,以便决定我们的行动方计。九月,我们游击总司令部行至大小米粮川以西两河口时,截获一份《西京日报》。从敌人报上看到军主力已到甘肃两当、泾川,并得知政委吴焕先已牺牲。据此我们分析,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到陕北去了。当时特委开会决定:1、很快将各路游击师集中行动,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2、集中之后向东行动,找豫陕特委,商讨今后行动方针,商讨集中领导和部队整编问题。特委这几条决定是正确的,合乎当时的斗争情况,事后知道和省委的指示精神是一致的。如果不果断地作出这样的决定,我各路游击师有被敌人全部吃掉的危险。我们根据特委的决定, 游击总司令部由西到东,到店垭子、二天门找到六路游击帅,五、七路游击 师未找到。然后向北,到红岩寺找三路游击师,他们跑到西边去了,也未能会合。然后再向东南,到袁家沟口,找到西区游击大队约四十人。我们会合 这些部队以后,即向东,在山阳、郧西交界的碾子坪同豫陕游击师会合了。 他们在敌重兵“清剿”下,也得知军主力离开陕南北上,主动将各路游击大队集中起来,向西找我们。这样,两个特委和部队于十月十九日胜利会合了。会合之后,两个特委即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军主力走后我们怎么办,一致同意要讨论今后部队集中统一行动的方针、两个特委和部队合并问题。这个会议从总的方面来说开得是好的。首先分析了红二十五军走后的不利形势 和坚持斗争的有利条件。大家认为,主力北上后,敌我力量悬殊,敌人一定会组织全部力量对我留下的部队进行大规模连续不断的“清剿”,斗争将是残酷的,困难是很多的,加之部队新,枪支弹药少,军主力离开陕南,我们能否继续坚持斗争,部分同志缺乏信心,部队思想混乱,情绪较低。但陕南群众条件好,地形对我们有利,地方反动势力弱,三省交界有矛盾可利用,有几百老同志作骨干,又有半年多坚持陕南斗争的经验,对地形、社会情况 有了基本了解,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坚定信心,团结一致,共同奋斗,不但可以生存,而且会得到发展。随后,讨论了两特委和部队合并问题,一致同意两个特委合并为陕南特委,部队合编为红七十四师。
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当时特委讨论制定了新的斗争策略和行动方针,决定:1、继续会合三、五、七路游击师,并收容失散人员;2、采取同敌人兜大圈子的方法,摆脱敌人重围,离开老区,到镇安、柞水、佛坪一带活动,开辟新的游 击根据地;3、不同强敌正面接触,避免打硬仗,集中兵力,打击分散、弱小、孤立之敌和反动团队,补充枪支弹药,提高部队和广大群众的斗争士气;4、 紧紧依靠群众,广泛发动群众,宣传群众,扩大红军;5、要求军队内部上下团结一致,下定决心,坚持斗争,大家死在一起,活在一块。在讨论谁当特委书记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李隆贵提出自己当书记,理由是:一是职务高,是省委常委、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二是工农出身,会打仗,并说位三一贯右倾,老犯错误,在鄂豫陕是个右倾机会主义,职务比他低,是省委候补委员、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副主任,知识分子出身,不能指挥打仗。位三同志很谦虚,说自己身体不好,犯过错误、同意让李隆贵当书记。我和其他同志坚决不同意李隆贵当书记,认为他虽然是工农出身,但没有文化,没有社会知识,没有地方工作经验。缺乏组织全面工作能力,简单粗暴,动不动就打人骂人,军阀主义,严重脱离群众,团结不了同志,不论在哪方面都不如位三同志。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大家一致同意郑位三为特委书记'6',我任师长,李隆贵任政委,方升普为参谋长'7',曾焜为政治部主任。部队组成一、二营和手枪团、特务连、警卫排,共约七百人。当时一营营长张海波、政委袁祟安,二营营长肖大喜、政委刘建挺。红七十四师的成立,是红二十五军北上后取得有重要意义的胜利,粉碎了敌人妄图将我各个击破的阴谋,挽救了危局,保存了力量,使陕南革命斗争的烈火不熄,红旗为倒,从思想、政治、组织上保证了陕南革命斗争继续和发展。实践证明。碾子坪会议所确定的政治、组织路线是正确的。如果让李隆贵当特委书记,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红七十四师成立后,按特委的既定方针,西进到镇安、柞水、佛坪、宁 陕地区活动。部队进至店垭子、大小米粮川、曹家坪,找到三、五、七路游击师,他们有的只剩几十人。至此,我们各路游击师全部会合了。我军进至青铜关时,敌四十四师一个营出来阻击我们西进。当时我居高临下,待敌接近,一个猛烈反击,打得敌人抱头回窜,毙敌营长以下百余人,缴获长短枪四十余支、机枪四挺。红七十四师成立后首战告捷,军心大振。接着西进到 营盘街、东江口,消灭两个地方保安团。经过几天休整,以奇袭占领佛坪县城,消灭县保安团。为了熟悉地形,继续西进到西江口,到城固、洋县附近。此次行动,先后击溃敌一个营,消灭一个县保安团、五个地方保安队,共缴 获长短枪三百余支和一批弹药物资。熟悉了地形,扩大了声势,提高了士气,补充了弹药枪支。使广大群众知道了陕南红军并未走,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我军所到之处,打土豪,开仓济贫,宣传我军主张,扩大红军。
十二月又回到佛坪四亩地。特委开会研究认为,此地群众条件和地形条 件都好,可以开辟新根据地,决定派刘建挺、汪世才带一个连下去,组建宁佛工委,发动群众,扩大游击队,建立小型的游击根据地,作为师主力行动 的立足点,同时还决定,为了进一步扩大我军影响,收容失散人员和伤员,师主力向东返回老区。我们先到大小米粮川,店垭子,一、二、三天门,红岩寺,袁家沟口,收容了一些失散人员和伤病员。所到之处,向人民群众宣传红军又回来了,并且不走了,号召群众用各种方式配合我军行动。并警告地方反动派不准做坏事,谁要是欺压群众,一定要谁的狗命。同时,镇压了极少数反动分子。这样大大鼓舞和稳定了人民群众的斗争情绪。我们行至山 阳沙窝时,遭到敌人两个团的突然袭击,激战两个小时,我即撤出战斗。此仗我牺牲营长以下四十余人。此仗之后,我们急行军向东南,打开漫川关东赵川、荆紫关、河南西坪,先后歼灭三个地方保安团,缴获长短枪百余支。然后由东向西,到庾家河、峦庄、三要司、兰草、官坡,消灭当地保安团。此时发现敌人调动兵力“围剿”我们。特委决定,东进任务已经完成,部队再西进,摆脱敌人“围剿”。
一九三六年一月,我们山东向西回到东江口,部队正准备过春节时,杨虎城独立旅进山“围剿”。我们甩开敌人,一个夜晚插到山外周至、户县过了一个好节。然后背靠秦岭,向宝鸡挺进。等宝鸡敌人派两个团出来迎击我 们时,我又以急行军翻过秦岭,利用天下大雪,拂晓时突然打开宁陕县城'10',全歼守敌保安团三百余人,活捉敌县长,斩首示众。我们发动群众,开仓分粮,分浮财,扩大红军。这次行动给敌人特别是地方保安团队很大的打击和震动,进一步扩大了我军的影响,解决了我军全部服装。敌人开始调动六、七个团兵力,向宁陕地区“围剿”我们。一九三六年二月,我们为了 摆脱敌人的“围剿”,从宁陕出发,再一次向西打开佛坪县城,消灭了刚组建的保安团。然后西进到凤县双石铺'11',消灭当地保安团,缴获长短枪三百余支,破坏公路桥梁几十处,使公路中断停车达半月之久。这一行动,打得敌人很痛,敌人调集驻汉中之四十九帅,安康之四十四师,关中杨虎城之 独立一、二旅,以及地方保安团队共十余团兵力,采取追堵合围的手段,妄图消灭我们于太白山以西地区。战斗一开始,正面敌人日夜不停地穷追,弄 得我们吃不上饭,睡不了觉。我们后退无路可走,只好爬上了三千公尺的太 白山山顶。但我们刚一下山到厚畛子,又遇敌人迫击,打了一天一夜才摆脱了敌人。这次“围剿”,我们处境相当困难,敌人以绝对优势轮番追击。敌人的口号是,只要我们放一枪,就等于打死我们一个人,因为我们的弹药几乎打光了。加之我们思想准备不足,估计敌人要来“围剿”,但没有想到敌 人用这么多兵力来搞我们。部队由于连续作战,疲惫不堪,七天多未很好吃东西,没有休息,伤病员又没有地方安置,部队中产生了急躁情绪,要同敌人拼掉算了。
我们摆脱敌人穷追后,到四亩地安置了一下伤员,一直东进到河南伏牛 山、兰草、官坡、庙台、双槐树地区,消灭当地保安团。然后进至河南卢氏县城附近,消灭卢氏县保安团二百余人。回头打开西坪、富水关,消灭地方保安队百余人,再打荆紫关、漫川关,消灭保安团二百余人。这几次小仗, 进一步解决了部队服装,补充了弹药和枪支(先后共缴获长短枪三百余支),稳定了部队情绪。到梁家坟休整几天,特委开会,分析了前一段情况,认为 红七十四师成立后,军事行动取得了很大的胜利,部队战斗力大有提高,这 一时期,部队先后扩充新兵五百多名。我们的胜利引起了敌人极大注意,估计今后敌人会重新组织重兵对我“围剿”,我们要抓紧时间训练部队,发动 群众,创建游击根据地。从陕南整个情况看,宁、佛地区还是敌人薄弱之点,那里的地形、群众条件对我们有利,应利用敌大“清剿”之前,回到宁、佛地区做好群众工作,继续扩大红军。五月我们又回到东江口休整,部队除抓紧时间训练外,主要分散做群众工作,组织贫协小组,打土豪,分浮财,扩 大红军。五月中旬,我们从敌邮电获悉,敌四十四师、四十九师,杨虎城部计划在三个月内用驻、堵、追等手段围歼我们。我们根据第二次反“围剿”的经验,再集中行动,不易解决吃、住问题,也利敌集中兵力穷追。因而特委决定,化整为零,分散行动,这样可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自己行动也方便,又可以解决部队行动、吃、住问题。陕南地形条件,经前一段集中行动,大家都熟悉,部队经过了锻炼,分散行动的条件已具备,分散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存力量,消灭敌人,待敌“围剿”过后,再集中活动。根据特委的决定,部队分为一、五、六三个小团,方升普、位老带一团,以太白山为中心;李隆贵带五团,向东在商州地区活动;我带六团,向西汉中活动。实践 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不仅保存了自己,而且还打了些胜仗,消灭了不少地方反动武装。六团消灭了漫川关特别是西照川地方民团。西照川是郧西县民团团总赵六娃常驻之地,我们打死了赵六娃,真是人心大快,缴获长短枪两百余支。一团在秦岭附近活捉刚要上任的商州国民党专员汤有光。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斗争,使敌人妄图围歼我们的计划彻底破产了。
一九三六年八月,我们在东江口地区集中,先到南汉江边,消灭镇安云盖寺保安团,再回到东江口地区,改编了杨虎城部哗变的何振亚带的一个连。由东江口进到曹家坪,收编了宋登贤大刀会(号称三百人)。再东进河南,打西坪,因西坪敌人有了准备,未打开。回到富水关附近休息时,公秉藩别动队一个大队(相当团)和商州、商县保安团近两千人来犯。我们开始并不知道公秉藩是国民党嫡系特务队,以为是杂牌军。他们的火力强,其部队是由国民党校尉级军官组成的。待敌接近,我们集中力量一个反击,将敌击溃,打死打伤敌人几十人,缴获二十响盒子枪和步枪四十余支、机枪四挺,俘虏敌校官二人。此后我们进至蓝田县,正值“双十二”事变。
“双十二”事变的真实情况,开始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只听传说。有的说是张、杨军阀混战, 有的说是张,杨把蒋介石扣起来了。当时我们不管是军阀混战还是张、杨扣蒋,预计先打蓝田县,然后乘机打山阳、镇安、柞水等县,先捞他一把,占些地方再说。第三天我们接到毛主席、周副主席一封信,要我部原地不动,由李涛传达中央的指示和部队今后的任务,并要我们派部队到蓝田接李涛。我们接到这封信是半信半疑的,不信吧,是毛主席、周恩来同志来的信;信吧,又感到很突然。因我们和中央从无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