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个鬼脸,手在腰上比划着大木桶状,意思是他的妻子现在已经胖成这个样子了,又丑又粗。
老司机终于翻到了一张他同中国人合影的照片,他惊喜地嘟噜着,把照片凑近我,指着同他并肩合影的一个中国人,一字一板,清清楚楚地说出三个字,王德福!说完这三个字,他的大眼睛朝我流露出一种期待。我明白他是在问我认不认识这个王德福。我在心下一阵好笑,便比划着说中国那么大,那么多人,那么多的王德福,多得就和你们的娜达莎一样,我怎么会认识。
老司机当然弄不明白我比划些什么,但他却知道我不认识王德福,那两只大眼珠子一下暗淡无光。我补充着比划,说王德福现在也和你一样满脸胡子,我怎么认识!老司机这次看明白我的意思了,他陡然地笑起来,对着照片的王德福认真地看着。我心下想,你还在想什么王德福,说不定王德福就是因为和你有过来往,被打成苏修特务呢!
老司机大概猛然想起他是出租车司机了,便急急地合上影集,拉着我的胳膊往外走,说,马嘎晋!
老司机把我送到一个自由市场,并和我郑重握手道别,我发现他连车费都不要开车就走,便赶紧掏出一百卢布扔进车窗里,谁知老司机压根儿就不看一眼飘落在副驾驶座椅上的卢布,这倒使我有点后悔,其实扔给他五十卢布就不少了。
自由市场是在有轨电车站旁,在一面大木板墙的后面。我在木板墙外面走时,听不到一点声音,以为自由市场肯定不太兴旺,稀稀拉拉人不多。可万万想不到,当我走到木板墙的尽头时,竟吓了一跳,黑压压的足足有数千人挤在那里,五彩缤纷的商品铺在地上,摆在摊上,挂在空中拉绳上,还有些俄罗斯的小贩子没地方摆摊,就整齐地站成一排,全用双手擎着要卖的服装,静静地注视着顾客。
无论是买者卖者,全都一言不发地相互拥挤着,打量着,卖货的最大的动作是用生动的眼神探问,买货的也只是用挑剔的眼神回应。偌大的市场,成千人挤在一起,竟然悄无声息。这与我们中国吵嚷叫卖的市场相比,绝对地不可思议。
我觉得双成的话说得太有道理了,人家确实比咱有文化。
我在市场里挤来挤去,却偶尔也听到有叫嚷的声音,但你走过去一看,百分之九十九的是中国二道贩子。有个货摊很热闹,几个中国商贩正忙得满头大汗,他们一大麻袋一大麻袋地往货摊上扛着劣质的中国服装。其中有一个强悍的中国人在那里指挥,看来他是个头头,正在忘乎所以地叫喊着,驱使一部分商贩搬运,又喝令另一部分商贩摆摊卖货,他自己则带着几个身材强壮的家伙维持秩序。我这才发现维持秩序的全是打手,每人手里攥着皮鞭状的胶管和铁棍,面目凶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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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浪荡(8)
俄罗斯人都无声地围在四周,他们并没有显露出不满和愤怒,一个个却大瞪着眼珠子,朝麻袋里的货物投射出热切的目光。只要一批服装从麻袋里倒出来,他们就赶紧伸出手去挑拣。尽管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些粗制滥造的服装,但对商品匮乏的俄罗斯来说,还是等于雪中送炭。这些男男女女简直就像饿狼一样饥不择食,不一会儿,一大堆服装就被抢购一空。
那个指挥的头头身上挎着个巨大的书包,他正一把一把地往里面塞卢布。眼下,混乱的俄罗斯卢布大贬值,就像中弹的飞机从天上往下栽。你今天是百万富翁,可明天就变成十万,要是不赶紧花出去,后天就成一万了。所以,市场上的交易一张口就是几百万几千万,商贩们有时接过一捆卢布,干脆连数也不数,只是掂一下分量。
不知为什么,那个头头注意到我的存在,他把巨大的挎包交给身旁的一个胖子,从人群中挤出来,走到我的跟前。
头头递给我一支烟,问我来倒什么?
我说我什么也不倒。
他愣住了,足足盯了我一分钟,说你他妈的开的什么玩笑!
我说我是来探亲的,我有个舅舅早年跑到这里。
头头笑起来,说你舅舅绝对是傻瓜,怎么会跑到这个穷国家,要是跑到美国英国,早就成了百万富翁了。他说看起来你也不怎么精明,到俄罗斯这儿不倒点什么,那可就太亏了。他说他们是打着到俄罗斯来搞建筑的劳务公司的旗号,实际上是搞贸易。他说他下令每个劳务工人从中国带一百套假阿迪达斯运动服;他说他姓吴,是经理,那个胖子姓张,是书记。我说书记听你指挥,你这个经理比党大呀!
吴经理笑起来,说不听我的也不行呀,全公司只有我一个人会俄语。
吴经理又递给我一支烟,说你要是愿意,可以到我们公司干,你不是有个俄国舅舅吗,我们聘他当顾问。
我说我舅舅年纪大了,人也太老实。
吴经理突然有点紧张起来,他又足足盯了我一分钟,说你小子是不是安全局派来的特务?
我笑起来,因为看到这个刚刚气焰嚣张的吴经理,一下子就恐惧成这样,实在是忍俊不禁,不得不笑。
吴经理对我的笑更有点毛骨悚然,他赶紧转身跑回人群中,从胖子那里接过挎包,大把大把地往里塞起卢布来。
猛然间,我发现不远处有两个漂亮的俄罗斯女孩子并肩站在那里,一个擎着一件粉色的花裙子,一个擎着一双小巧的女式高革幼皮靴。微风吹过,扬起她们柔软的金发,我一下子愕然,那分明是阿卡莎娜和她的姐姐卡嘉。
五
望着电影明星般的两个金发女郎卖货,我绝对感到悲哀。卡嘉手里的粉色花裙子穿在卡嘉身上最合适不过,可她却要卖掉;阿卡莎娜手里小巧的皮靴更令我心疼,这明明是她心爱的东西,可她却盼望人们把它买去。我不由得想起我的姐姐,三年自然灾害那年,母亲把她准备过年穿的小花衣服拿去换米吃。姐姐那年才六岁,哭着从母亲手里往回夺那件花衣服,最后又哭着把那花衣服送给母亲。我那时才四岁,竟能牢牢地记住这件事。母亲搂着姐姐一起掉泪的情景,至今还清清楚楚地在眼前闪现。那件花衣服换了十斤高粱米,母亲咬牙大方了一次,给我们做了一顿高粱米干饭。我吃得那个香呀,觉得要是再有几件花衣服多好,可以再多吃几顿高粱米干饭。
我几乎不敢看阿卡莎娜和卡嘉,坦率地说,我觉得我要哭。一个面目可憎的大胡子俄国人走到她俩身前,把那双小巧的皮靴子拿在手里,反复玩弄了好一阵,又用手指顺势挑起卡嘉手里的花裙子看了看,最后还是摇着脑袋走了。我为之又气愤又轻松,我真真地不希望两姐妹卖掉她们心爱的东西。
陡然,我想了个令我兴奋得发疯的办法。
我找到那个正忙碌搬货的一个中国劳务工人,我说我求你一件事,你去把那两个俄国女孩手里的货给我买来。
劳务工人有些惊讶,说你自己怎么不去买?我说我不会俄语,无法讨价还价。劳务工人笑了,他说用不着会俄语,用手指头比划就行。看到我的窘相,他还是走过去了。我躲在人群的后面,紧张而心疼地看着。那个劳务工人看来经常买卖,动作熟练地用指头在阿卡莎娜面前比划着。阿卡莎娜却不比划,而是从口袋里掏出小小的计算器,在上面灵巧地敲出她要的价格,递给劳务工人看,劳务工人摇着头,也在计算器上敲了几下,阿卡莎娜看着计算器,便转过头去问她姐姐,卡嘉在计算器上又敲了起来。这样,小小的计算器在他们三个人之间递来递去。我心里却急得要命,在心下骂自己,应该告诉那个工人,用不着讨价还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