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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2页）

如果说，在严嵩与海瑞执政期间，帝国更多的是在恢复第二次内战造成的创伤，并且着重巩固帝国在东方世界的地位，稳步拓展海外空间的话。张居正上台之后，帝国迎来了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期”。

从明历二百一十年（公元1578年）到明历二百五十年（公元1618年），大明帝国进入了四十年的高速发展时期。

在此期间，帝国国内工业以平均每年百分之八的速度增长。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入城市，成为自由工人，帝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明历二百零三年的时候，帝国人口中，农民仍然占到了七成以上。到明历二百四十一年的时候，农民只占到了帝国总人口的四成。

当然，对失去土地的农民来说，他们并不一定获得了幸福。

四十年间，帝国最为流行的就是“圈地运动”。

随着纺织业，特别是毛纺业的飞速发展，帝国工厂对羊毛，棉花等农作物的需求量急剧增加。除了通过海外掠夺获得部分资源之外，绝大部分资源仍然需要从帝国内部获取。为了生产更多的羊毛与棉花，大量地主收回了土地，并且通过巧取豪夺等各种方式圈占小农的耕地。

到明历二百五十年的时候，帝国的农场与牧场占地面积从明历二百零三年的一亿二千万亩扩大到了四亿七千五百万亩！

伴随着“圈地运动”的还有“科技革命”。

“科技”是从欧洲引进的新词汇，是科学与技术的合称。

之前，帝国资本家重视的只是能够提高生产效率的技术，而不是探索技术背后本源的科学。随着东西方交流的扩大，西方文艺复兴思想的传入，越来越多的资本家意识到了技术本源的重要性，并且加强了对科学研究的投入。

四十年间，随着科技进步，帝国在最重要的纺织、冶炼、船舶等工业方面的生产效率提高了至少五到十倍。同时，广泛推行的农场式经营模式，也使农业生产效率提高了数倍，从而基本上满足了帝国的粮食需求。

伴随着技术进步，是资本家越来越开阔的眼界，以及越来越高的政治要求。

这其中，张居正推行的政治改革产生了非常大的诱导作用。

自从议政院改革后，就有人提出了设立单独的司法机构，以此更加全面的约束内阁府，并且对议政院形成制约。

只是，当时张居正德高望重，且清廉自律，由他领导的内阁府的腐败问题并不严重。

设立独立司法机构的设想并没有成为现实，只是越来越多的被资本家所议论，并且成为了资产阶级最强大的诉求。

这些，都为帝国后来建立“三权分立”的政治体系打下了思想与民意基础。

只不过，对正在高速发展的大明帝国来说，在明历二百五十年（公元1618年）之前，最大的威胁并不是来自国内，而是来自国外，来自已经平静了近两百年的北疆。

似乎老天爷要考验大明帝国的生命力。

明历二百五十年（公元1618年），一场几乎摧毁了整个大明帝国的暴风雨到来了。

序　不一样的历史　第七章　…　京师之围

护城河外，数万名衣着阑珊，面色疲惫，神态恐惧的帝国将士整齐的排列成了三道战线。

在他们身后，是年久失修的城墙，以及快被淤泥塞满了的护城河。

自从火炮成为战场上威力最大的武器之后，冷兵器时代的城墙以及护城河逐渐失去了防御价值。另外，上百年来，除了内战之外，帝国京城从来没有受到过外来侵略者的威胁。正是如此，帝国京城的城墙已经有几十年没有修缮了，护城河更是缺乏管理，几乎快被淤泥填为平地。

在明军将士的对面，是数万名武装到了牙齿的敌人。

来自东北的后金大军！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并不是对外战争，而是帝国的内战，是帝国占主体地位的汉族与占从属地位的少数民族之间的内战。因为，早在太祖与太宗皇帝时期，东北地区就是帝国的领地，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也就成了帝国的臣民。

可是，对大明帝国来说，这些少数民族的叛乱却对帝国构成了生死存亡的威胁。

自从明历二百五十年（公元1618年），满人叛酋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师叛明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二年。

在这十二年中，帝国失去了太多的英杰，也经历了太多的失败。

明历二百二十二年（公元1590年），接替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的高仪病逝之后，内阁中代表各地区势力的大臣就新任内阁首辅问题产生严重分歧，“党争”由此爆发。

从长远意义上看，“党争”的结果是好的。

正是在此时，出现了最原始的“党派”意识，并且出现了“共盟党”与“民业党”的前身，而这两个党派将是帝国今后最重要的两大党派。

可是，从短期效果上来看，“党争”只会削弱帝国的实力。

更严重的是，“党争”导致帝国陷入了“无政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