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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第1页）

沈清波到外屋要通了电话，请陈赓来接。

陈赓抓起电话，嗓门挺高：“老贺啊，中央决定，我们军队要办一所技术院校，在你们地盘内要块地皮就不给呀！再不给要闹出个国际问题啦！苏联专家很快要来看，你跟你们的高主席说，就说是我陈赓讲的！”

电话那头的贺晋年很客气，陈赓听完电话时，气已消了大半。

听完徐立行的汇报，陈赓把中央军委有关指示和“三边并举”的方针又简要讲了一遍，他要徐立行先做两件事，一是落实筹备处办公地点，二是准备接待苏联顾问。“就这么分工吧，你在北京给我管全面工作，等李懋之来了，让他跟我跑腿，张文峰去哈尔滨打前站，张衍在重庆断后，调工作人员，要越快越好！”陈赓说完，打电话要车，送徐立行去招待所休息。

夜深了，胡同口卖小吃的小贩子们也无心吆喝了，古城慢慢安静下来。

傅涯打来洗脸水，看陈赓还在汗流浃背地忙活着，心痛地说：“从前线回来没几天，又忙得吃不好、睡不好，工作也不是一天干得完的，你这么拼命怎么行呢？”

陈赓说：“按军委的计划，明年秋天要开学，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要建起一座大学，不争分夺秒不行呀！我的同志！”

7月11日，军委电话通知陈赓，毛泽东主席刚刚任命陈赓为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委，任命书将由机要参谋送到灵镜胡同。

到8月底，陈赓身边有了三位得力的助手，也是组建军事工程学院的三个方面军的代表人物，即徐立行、李懋之、张述祖，他们走马上任，让陈赓松了口气。此外，在陈赓身边的一批优秀的政工干部中，还有二高步校的傅德林、王秉衡、许鸣真等人；志愿军第三兵团的干部，有军务处长黄景文和高庆魁、徐文林、党中才、苑舒君等；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两位副主任胡翔九和张述祖等。30多名工作人员在短时间集中到灵镜胡同10号，每天出出进进，使这条原本清静的小街热闹起来了。

建国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持敌视态度，他们在外交上不承认新中国，在经济上实行全面封锁和物资禁运，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几乎陷于停顿。在这种严峻的国际政治格局下，新中国不依靠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不“一边倒”，又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同样的道理，当斯大林建议中国应该建立一座军事工程技术学府的时候，中国只能向苏联寻求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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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边并举”　灵镜胡同调兵遣将（4）

1952年6月3日，在中央军委决定调陈赓回国的同时，粟裕向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呈送了《关于军事工程学院聘请顾问的报告》，在周恩来的嘱托下，粟裕代为草拟周恩来总理致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关于军事工程学院聘请苏联顾问》的函件，当日，周恩来审批签发。为了成立一所大学，由国家总理亲自写信向友邦求援，这在中国外交史上恐怕是惟一的函件。周恩来的信中写道：

我国现在筹备创办一个军事工程学院，主要是培养我国人民解放军各特种部队的军事工程的高级工程人员，求得逐渐能够修理和装配各特种武器的各种机械，以减少和避免像现在所常发生的故障及损失……学院拟设五个系、26个科、72个班，计划招收1100名学员，第一期计划三年毕业，待取得教学经验和各方条件具备后，再酌量延长至每期五年毕业。

我们因无创办此类学院的经验和教育干部的缺乏，因此院部及各系科均需有顾问同志的帮助，才能办好。为此，请您能够根据这样的组织机构，或看还需增添必要的系、科，派遣足够的专家并准备课程前来帮助。我相信和感谢您能够热诚地给我们以如愿的答复。

周恩来的信通过信使队送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经外交渠道再送到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布尔加宁元帅的办公室。显然，在斯大林享有绝对权威的苏联，布尔加宁不可能直接回复中国总理的要求，于是，周恩来的信很快被送到苏共中央总书记、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公认的伟大领袖——约？维？斯大林的宽大结实的橡木办公桌上。

客观地说，此时的斯大林对中国持相当友好的态度，尽管在潜意识中，斯大林不愿意看到中国变得过于强大，但是，自从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在冰天雪地的朝鲜山地与美军浴血奋战，以血肉之躯阻挡美军北进的强大炮火，保卫了社会主义阵营东翼的安全，减轻了苏联的压力，这一点又使斯大林深为感动。斯大林认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太过羸弱，如不改变落后的工业和国防，仅凭其充足的人力是难以抗衡美、日及韩国、中国台湾构成的军事威胁。给予中国一定程度的支援，帮助中国发展自己的工业和改善军事装备，是符合苏联利益的。通过派往朝鲜军事顾问的汇报，斯大林一方面对中国军人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印象深刻，另一方面，他又发现中国军队极其缺乏有文化素质的青年，特别是掌握军事技术的文化青年。他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办军事工程学院的建议，原由正在于此。所以斯大林对周恩来的信颇为重视，而且很快作出反应。

7月的莫斯科，天高云淡，气候宜人。克里姆林宫高耸的红色塔楼在蓝天的衬托下，显得格外雄壮宏伟。

秘书把一位身穿笔挺空军军服的中将军官带到斯大林的面前。年迈的斯大林面色苍白，显露病态，但是两只灰色的眼睛仍然闪射着犀利威严的光芒。

“你好！奥列霍夫同志！”斯大林与中将握手，声音低沉沙哑，“派你去中国，帮助他们建立一所军事技术大学，中国人太缺少军事工程师了。具体的工作你与柯托夫上将商量吧。”

斯大林没有说得太多，他有些疲劳。他瞥了一眼向他敬礼告辞的奥列霍夫，重又坐回椅子里，缓慢地从桌面上摸起他的大烟斗，半闭着眼睛，不知在思考着什么。然而，历史没有给斯大林留下太多的时间，他没有看到中国这所军事工程学院的建立和发展，8个月以后，这位20世纪威震全球又毁誉参半的历史大人物就与世长辞了。

7月底的一天下午，陈赓和徐立行一行人在西苑机场等了好久。干燥的热风让人们烦躁难耐，汗水早把人们的白衬衫打湿了，陈赓刚刮过胡子，汗水一泡，有点火辣辣的滋味，可他还是谈笑风生。不知什么时候，远处的天空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到了，苏联顾问到了！”年轻的参谋人员兴奋地喊起来。

“把鲜花准备好！”陈赓吩咐几个女战士，回头招呼大家向停机坪走去。

飞机停稳了，机场地勤人员把扶梯搭向打开的机舱门，只见一位瘦削秃顶的“老人”出现在门口。

陈赓迎上去，扶住刚走下扶梯的“老人”，用俄语大声问候道：“斯特拉斯维杰！”（俄语“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