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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可把营长吓坏了，赶紧命令停止前进、就地隐蔽，派人原路返回报告情况。要知道，穿插行动走错了位置，不仅穿插部队被消灭是理所当然，还有可能提前暴露战役意图。后果很严重啊！结果，老朱带领的这支部队没有能够参加战斗，退回出发地域了。

这件事如果处理得严肃点，枪毙了老朱都不冤枉。可大概因为金城战役各部队后来打得都不错，再加上老朱多少是个知识分子，最后只是把他的职务撤了，让他去给伤兵上文化课，朱参谋就成了朱教员。等到部队回国，老朱又碰上反革命同学的事，于是教员也当不成了，复员，修理汽车去。

老朱其实是个极富智慧的人，还记得每当夏夜纳凉，听老朱讲史论文、谈天说地的人总围了一大圈；也记得老朱家的各类书籍报纸比马甲家要多得多。但老朱的智慧和知识与军队无关，在战争面前他永远是笨拙的。试想，如果当年的暑假，他没有跑到同学家的柴房里面去，如果当年他能够继续完成了自己的学业，他也许会是个优秀的文人吧。作为军人或者工人的老朱，与作为文人的老朱，哪一个的生命会更丰满一些呢？

老朱并没有选择军队，是军队选择了他。他参加解放战争，是胜利者的一员，参加朝鲜战争，仍是胜利的一员，作为军人，他是幸运的。但是，马甲却总是在想，今天，当年过古稀的朱正常先生在异乡的星空下追忆往事的时候，是会更多地庆幸战争给了他胜利者的光荣、亦或是遗憾战争割裂了他人生的轨迹呢？

如果军队是个熔炉，那么战争就是这个熔炉冶炼精品的过程。并不是所有的材料都适合丢到炉子里去的，比如老朱；但有些材料却可以在熔炉中焕发光彩，比如老王。军队给了老王头机会，战争使他的一生都充满了轻松与自豪。

那么，同样的这场战争，带给老邓的又是什么呢？

第六章

马甲从朱伯伯那里得到确认：老邓确实是个勇敢的志愿军战士，受过伤，是残废军人，也立过一等功，并且他立的功还是双料的，既有中国的证书，还有朝鲜的勋章。这顿时让马甲产生了无限的崇拜。

但是，与老邓头交流却是件十分困难的事。一则是因为老邓内向，平时话就少，很少搭理我们这些小孩；二则是他打儿子打出了名，弄得周边的小子们都有点怕他。所以有好多次从老邓身旁经过，马甲我只是站着张了张嘴，却始终没有敢问什么。

就这么过了几个月，机会终于来了。

那一天，马甲爹到野外搞测量，遇见山上两头牛打架，打着打着，其中一头牛就被顶到坡底下去了。不久，生产队长赶来，看看倒在坡下的牛，发现腿摔断了。那时候当地的老百姓是不吃牛肉的，所以生产队长吩咐：“把牛杀了，皮剥了，埋掉。”马甲爹认识这个队长，立即上前去套近乎，结果商量下来，用两件棉大衣（灰黑色的劳保服）换了整头牛肉，这可真是天大的便宜了。

到现在也不清楚那些牛肉到底有多重。马甲只记得放学回家时看见好多人围在家门外的公用水龙头旁边等着分肉，住在附近的人家基本上都来了。说是分肉，其实也没什么标准，就是胡乱地把牛肢解了，大家根据自己家庭人口情况随便拿走一块两块的，无论多少与好坏，一切凭自觉。结果这样拿到最后，竟还剩下一大堆，马甲娘就做主送到老邓家去了。老邓很感激，晚上就端了一锅煮好的牛肉送来，马甲爹推辞不掉，只好去邀请了几个同事一起来会餐，朱正常伯伯也带着一塑料壶白酒来了。

大人们谈论什么，马甲不关心。可是，等他们海阔天空聊得差不多的时候，马甲就希望听战斗故事了。

“邓伯伯，讲个打仗的故事吧。”

“打仗有什么好讲的，打仗不好。”

“哎呀，小孩子爱听，你就说说嘛。”马甲娘总是护着马甲的，看见马甲失望的样子，她便帮着求情。于是，片刻之后……

“打仗不好，真的，打仗不好。不管什么事，再难也难不过打仗，再狠也狠不过打仗”。马甲记得非常清楚，老邓的讲述是由此前言开始的。

参军之前，我也不知道打仗是什么样，可1953年到朝鲜，还没上战场我就知道了。

那时候，还是由朱教员带着我们（老邓头一直都称朱正常为朱教员），徒步行军到常德里，一路上美国飞机经常来轰炸，飞机一来我们就隐蔽，有时候敌人飞机飞得很低，机枪能把地上的树都扫断。记得那天是白天行军，当时公路已经被敌人炸坏了，有许多朝鲜老百姓在抢修，我们的队伍就挨着他们旁边走。就在这时，美国飞机突然来了。

我们的部队已经发警报了（就是急促地敲锣），可朝鲜同志却没有及时隐蔽。据说朝鲜方面有规定，与志愿军同时遇到袭击时要先掩护志愿军。当时我们不知道，还以为他们不懂防空，有的人就去拉他们，结果他们反而跑开了。

空袭过后死了不少朝鲜人。要知道，他们都是住在附近的老百姓，死掉的都是彼此的亲人。可是，在现场，没有人哭，一点哭声也没有。离我不远有个女同志，背上背着个一岁大的孩子，当妈的没事，可孩子被弹片打死了。她解下孩子，抱着看一看，放在路边上，然后就拿着锄头继续修路——那是很年轻的一个妇女啊，把脸都憋青了，可一滴眼泪也没有流出来！你相信吗，这时候要是冒出来个美国鬼子，大伙都能把他吃了！战争呀，把人的心都练狠了。

“朝鲜人民的确很坚强”，朱正常接着老邓头的话说，“都说朝鲜电影哭哭笑笑，其实战争期间我很少看见朝鲜同志哭。即使是在医院，我们的新兵也有哭的、有闹的，可就没见朝鲜同志哭叫过。说起来，哭得厉害的就两次，一次是1953年停战，医院里所有人都哭，战士哭老百姓也哭。再一次就是1955年我们回国，头一天，人民军的李团长说要把我们抬着送出营地，我们团长说，你一个团我也是一个团，你怎么抬我？李团长说你就是一个师我也要抬。结果第二天人家真来了两个团，加上老百姓，人山人海啊，愣是把我们一个个从军营抬到了火车站。大家舍不得啊，哭啊，人民军的小姑娘，围着火车车厢唱歌，哭了唱，唱了哭的……那都是真感情啊。”

说到这会，马甲想听的打仗的事还没开始呢，这怎么行。“邓伯伯，你还是讲你打仗的故事吧。”

“我打的仗少，春节过后上前线，端午节就下来了，没什么好说的……”

“哦，可不能这么讲”，朱伯伯又插话了，“老邓你第一次作战受奖，最后一次作战立功，很勇敢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