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
“这是难免的。因为安排她逃亡的人,就是我。送他去的人,也是我。”
“你所说的这个人,在纽约?”
“可是这种人,你却不能得罪他——正如您所说——是非常微妙的,他也是无法妥协的。贵国在欧洲,也有不少这种人;我们每个国家都需要他们,总统先生。即使晓得我们国家里有这种人,我们也不会去惹他,对吗?”
“这我完全了解。”总统的确是了解;对方话中的含意非常明显,彼此都不要去动对方国家的人,才能礼尚往来,相安无事。“这个人能告诉我们哈洛克在哪里吗?”
“他可以告诉您卡拉丝她在哪里。这才是您所需要知道的。可是贵国必须让他了解,他没有受到任何威胁。”
“我只会派一个人去找他。也只有这个人晓得他的身分,请放心,我说话算话。”
“好吧。我必须先告诉您,我对他仅限于资料上的了解而已。他曾是二次大战的残存者,直到一九四五年四月,才被德国纳粹从集中营放出来。”
“放心好了,我们对他会尽量给予尊敬的。请告诉我他的大名。”
“韩德曼。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
坐在白宫地下战略指挥中心会议室的三个人,仔细而专注的倾听着助理国务卿贝弗所做的调查报告。他以单调的声音,把国务院五楼中涉嫌的十九名人士,于“布拉瓦海岸事件”发生的那个星期里他们的行踪,一一报告了出来。
当报告结束之后,三位听他报告的人脸上,都显示出一种深沉的痛苦与愤怒。
“那么,这十九名你早上说的人里面,哪五个人才是真正不见了的?是哪五个人?”
“那个到医院去打胎的女人。她丈夫到海牙开会已经有好几个月了。两个人分开了很久。显然,她是有了外遇,才怀了孕。”
“一个女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海雅中将说,“那到底她是不是真的有住院打胎?”
“的确是有。”
“另外还有哪四个?”
“两名驻墨西哥使馆的参事。他们当时是奉召返国述职,同时给予外交政策上的新指示,可是等述职完毕后,一直到下一个月的五号,才回到驻在国的新墨西哥市。”
“为什么?”
“去度假了。都是带了家眷去的。一个是去了弗芒特市的度假中心滑雪,另一个是到加勒比海。两家人的确都曾去,我们查过他们信用卡签帐的记录和笔迹,都是真的。”
“还有哪个?”总统催道。
“亚瑟·皮尔斯。”
“皮尔斯?!”中将吃了一惊,“那个在联合国的家伙?”
“是的,将军。”
“这不太可能吧?我可以和布鲁斯向你打包票保证,这个人应该没有问题才对。”
“对啊,麦锡也会举双手赞成的,”贝弗同意,“老实讲,国务院中真正唯一与麦锡没有交往的人,可以说只有皮尔斯一个人;我不晓得还有谁。麦锡当初把他放到联合国去,还是去年的事,本来皮尔斯是在‘国家安全会议’服务的,才工作了没几个月,就被麦锡派到纽约去了。”
“而这个人,我当年曾经叫国防部尽可能的挽留住他,”老中将说,“我本来一直想把他留在陆军的,他是个奇才。可是却因为打厌了越战,才不想再当军人的……唉,留不住人,有什么办法?”
老大使布鲁斯的上身,也往椅背上一靠,说,“我也非常了解皮尔斯这种人。他当年是因为另一个在外交界服务的外交官,特别向我提起他这个人之后,我才开始注意他的。我想他后来进入国务院工作,主要还是因为我大力推荐的关系。这个年轻人可以说是今天所谓‘平步青云’的少数实例之一——从一个爱荷华农家子弟开始,学历斐然,许多大公司都争相延聘过他。我后来说服他到国务院中工作,虽然他还相当年轻,可是假以时日,他的前途末可限量。他是我们美国一个典型力争上游,少年有成的实例——你凭什么可能会认为他与苏联有所牵连呢?”
“我并未特别指出,他比别人有更大的嫌疑,”贝弗说,“亚瑟·皮尔斯是我的好朋友——而且这年头我朋友没几个。我本人也视他为国务院的翘楚人物——是最最优秀的人之一。然而,朋友归朋友,我仍然必须照报告来谈这件事。这件事只有我一个人在处理,连我秘书都不晓得。只有我。”
“你由什么消息上,认为皮尔斯有嫌疑呢?老天,假如他有嫌疑的话,美国还有什么希望?”
“是由联合国的联络记录簿上发现的。我目前所获得的资料显示,在去年十二月底的最后数天,和今年一月初的前三天——也就是‘布拉瓦事件’发生的那前后一星期……皮尔斯并未出席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的四次‘中东小组’会议。当然,这么一来,会议出席的记录资料上,他就有了四次缺虑的记录了。这种记录与我国所召开的国家安全会议记录一样,都是很机密的,我花了一天工夫,才挖到这个消息。那四次会议十分重要,是为了要抵制苏联所提出的遣责以色列案。”
“难道说,单凭记录上有出入,就可以解释一切了吗?”布鲁斯问。
“当然不能这么肯定。因为联合国的会议记录也常有因通知发错了单位,误投的关系,而未通知到开会出席人。然而,经过进一步查对之后,皮尔斯的确曾收到通知,而且回复过说要参加的。”
“那么,最后的第五个人是谁?”总统已经快瘟掉了e
“一个我一直认为可能就是苏联栽在国务院中的奸细,我当初一看到这个人也不在的时候,差点没即刻下令派人去逮他。感谢主,幸好我没有;他是个相当具有爆炸性的人物,一个嚣张份子。”
“谁?”
“尼古莱·席马林。生长于列宁格勒,父母是苏联的不满份子,十多年前,才举家移民我国。这个人是国务院中第一把交椅的‘苏联国际事务预测分析家’,他预期苏联的国际事务动向,准确性高达百分之七十。对美国是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分析家。也因为这样,我当初——今天早上——就想过,好象又不太可能,苏联绝不可能会找一个象他这样的人,来做间谍的,他把苏联的国际阴谋,抓得很准,苏联不可能会派个专挖自家墙脚的人,来做奸细的;完全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