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环安乐屋”里刚刚举办完一场葬礼。一辆巨大的灰色灵车正等候在边门。许多汽车堵在街道两侧,文森特医生的诊所一边并排停着三辆黑色的轿车。人们从葬礼教堂从容不迫地走下台阶,来到街角,进入他们的汽车里。我在距离三分之一街区的地方等着。汽车没有开动。接着,三个男人和一个蒙着严严实实的面纱、一身黑衣的女人走了出来。他们半拖着她进了一辆大型商务车。殡仪馆老板走来走去,优雅地打着手势、扭动着身子,犹如肖邦音乐的尾声一般优美流畅。他镇定的灰色脸庞,长得足以在脖子上绕两圈。
临时请来的抬棺人将棺材抬至边门外,专业人员则在那里搭把手,减轻重量,然后将棺材“哧溜”一下滑入灵车的后备厢,分量轻得就像一平底锅的黄油卷。鲜花开始堆得像个小土丘。玻璃门关闭了,这个路段的汽车纷纷发动引擎。
过了不久,所有车都离开了,只剩下马路对面的一辆轿车,殡仪馆老板在回去数钱的路上嗅了嗅一棵蔷薇。随着脸上一抹灿烂的笑容,他逐渐消失在了他那幢整洁的、殖民地风格建筑的门廊里,世界再次陷入了一片静谧和空旷。那辆剩下的轿车还没开动。我沿路行驶,然后掉头转弯,停在了那辆车的后面。司机身穿蓝色哔叽料上衣,一顶软帽的帽尖闪闪发亮。他正在早报上做填字游戏。我往鼻梁上架了一副半透明太阳镜,慢悠悠地经过他身边,向拉加迪医生的诊所走去。他没有抬头。距离诊所几码时,我摘下太阳镜,佯装用手帕擦拭镜面。我用其中一个镜片照见了他,他还是没有抬头。只是一个做填字游戏的家伙。我又将太阳镜戴上鼻梁,来到了拉加迪医生诊所的前门。
门上的标牌写着:“进门请按铃。”我按了门铃,不过门没开。我原地等待着。又按了一次铃。继续等待。里面一片寂静。这时,门非常缓慢地开了一条缝,一个身穿白色制服、面无表情的瘦个子向外望着我。
“很抱歉,医生今天不接诊。”她向我的太阳镜眨眨眼。她不喜欢太阳镜。她的舌头在嘴巴里不安地搅动着。
“我是来找一位奎斯特先生,奥林·P·奎斯特。”
“谁?”她双眼中露出了一阵隐隐约约的震惊。
“奎斯特(Quest)。Q是Quintessential的Q,U是Uninhibited的U,E是Extrasensory的E,S是Subliminal的S,T是Toots的T。五个字母拼在一起,就是‘寻找’。”[1]
她瞪着我,仿佛我刚从海底回来,胳肢窝下夹着一条溺死的美人鱼。
“对不起。拉加迪医生不——”
话音未落,一双隐形的手将她推到一边,一个皮肤黝黑、神情焦虑的瘦子站在了半开着的门口。
“我是拉加迪医生。请问,有何贵干?”
我递给他一张名片。他看了看,又望着我。他脸色苍白,表情痛苦扭曲,就像是在等待世界末日降临。
“我们通过电话,”我说。“关于一个名叫克劳森的男人。”
“请进,”他飞快地说。“我不记得了,先进来再说。”
我进入了室内,房间里一片黑暗,百叶窗是拉上的,窗户紧闭。里面黑漆漆、冷飕飕。
那个护士退后,坐在一张小桌子后。这原来是一个普通的客厅,原先曾是深色的家具如今被漆成了浅色,这一点从这栋房子大概的房龄可以看出来。一道方形拱门将客厅和餐厅一分为二。还有几把安乐椅和一张摆着几本杂志的桌子。这似乎是——一个在私人住所行医医生的接待室。
护士面前的电话响了。她吓了一跳,伸手去接时又停住了。她盯着那部电话机,过了一会儿,电话铃声停止了。
“你提到的那个名字是?”拉加迪医生客气地问我。
“奥林·奎斯特。他的妹妹告诉我,他正在为你干些活儿,医生。我已经找了他好些天。昨晚,他给她打电话了。她说,就是从这儿打的电话。”
“这里没人叫这个名字,”拉加迪医生彬彬有礼地回答。“以前也没有。”
“你一点不认识他?”
“从没听说过。”
“我搞不懂他为什么要这么告诉他妹妹。”
护士悄悄地用手按了按双眼。桌上的电话再次嗡嗡作响,令她不由蹦了起来。“别接,”拉加迪医生头也不回地说。
我们默默等待。电话铃响时,大家都习惯等着。过了一会儿,铃声止住。
“你还不回家吗,沃森小姐?这里没你的事了。”
“谢谢,医生。”她坐在原地没动,低头看着桌子。她揉了揉眼睛,闭上后,眨了眨又睁开。她绝望地摇了摇头。
拉加迪医生转向我说:“去我的办公室好吗?”
我们穿过另一扇通向走廊的门。我简直如履薄冰。房子里充满了不祥的预兆。他打开一扇门,领我进入一间曾是卧室的房间,不过现在一点也看不出是间卧室。这是一个五脏俱全的小型诊疗室。透过敞开的门可以看见一部分检验室。角落里一台消毒器正在使用,里面煮着一大堆针头。
“有许多针头,”我总会突发奇想。
“请坐,马洛先生。”
他走到桌子后坐下,拿起一把又长又窄的裁纸刀。
他那忧伤的眼睛平视着我。“不,我不认识什么奥林·奎斯特,马洛先生。我不明白为什么世界上会有个叫奥林·奎斯特的人说他待在我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