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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部分(第2页)

军阀混战,土匪猖獗,苛捐杂锐,灾荒连年。中国在动荡着,人民,在苦难中。

杨刚告别故乡北上,在三哥的帮助下来到北平。古都一片杀机。但燕京大学的那片未名湖水的林荫小道却冷静地欢迎这位湖北姑娘。她在英国文学系读书。她的勤奋、聪明和渊博的学识,独立思考的性格和风度,很快赢得了美国女教授包贵思(Grace M·Boynton)的好感,并结下深挚的友谊。这时,她开始用笔名杨刚发表诗歌、散文与小说。

从1928年至1937年,杨刚基本上学习、生活、工作、战斗在北个。这是她一生中极为重要的时期,无论是她的政治生活,还是文学创作,都是如此。在大学,她是一位活动家。1928年,她在满城白色恐怖中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并参与领导北方学界反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斗争。1930年4月20日,他们举行示威游行预演,大约五十名学生被捕。为了营救他们,杨刚参与组织燕大营救团体,筹措狱中同学的生活用品,时常入城集会,筹备纪念活动。整整一个夏天,她都没有休息。每天一早5点起身,一直忙到深夜,有时整天不吃饭,深夜才回到宿舍。但是,斗争就是幸福。杨刚说:“生活是那样充满了工作,我感觉到了活着的价值。”

8月1日,事先筹划好的由学生、洋车夫、士兵参加的示威游行照计划进行。而后果,都在他们的预料之中,但杨刚及其同志们,既不灰心,也不在意。游行开始后不久,阎锡山出动两倍于游行者的便衣侦缉队从四面八方,向这些手无寸铁的游行者袭击。杨刚的头发同时被几只大手狠狠地揪住,眼里冒出许多金星,她被捕了。但她十分镇静。当两条大汉要用绳子捆绑时,她讥笑说:“你们是两个壮汉子,还需要用绳子捆我?”于是,她被投进阴湿乌黑臊臭的女牢里,后来又转到警备司令部的牢房里。

夜,外面黑糊糊的。审讯室里透出昏黄的灯光,传出凄惨的尖叫声——是她的同志在受刑。她心里烧着愤怒的火,上牙磕打着下牙。但她心里,又默默地祝愿他们坚贞不屈。

终于,她也被带进审讯室。但她已经拿定主意如何对付敌人。她一一回答法官的问讯,心里一点也不慌。她的回答永远不会使法官满意。法官失望地用板子使劲敲击桌子,厉声厉色地威吓,而她始终泰然自若。

在牢房里,她同其他犯人面面相觑,听着互相的呼吸或骂语;有时她趴在只有一线光亮的狱窗上,同站得很近的荷枪实弹的看守士兵谈话。杨刚说:“他们几乎个个深深同情我们,并且安慰我们说,总有一天局势会改变,那时我们就会重获自由;但他们这些可怜的丘人注定要倒霉一辈子。他们祈求专制统治者的末日早早到来。”有一次,杨刚同一位到屋檐下躲雨的少年兵攀谈:

兵;你们吃大麦粥,咸菜,不三不四的汤,比我们强多了;我 们每日两遍米糊糊加水……狗,他们全是狗。我们同你们一样,也是犯人。你们还有释放的一天,我们得熬一辈子。

杨;你是干什么的?

兵;种地的。我们是庄稼人。

杨;你不能种下去吗?谁叫你当兵的?

兵:我们都快饿死了。种庄稼,什么也落不下。得交租子,交 税,还有种种捐款。真是混蛋,把命都快送掉啦。

杨:可是当兵也好不了多少呀,你们还不是等着饿死吗?

兵:当初谁知道呀!我宁可饿死也不愿意像这样给关起来挨饿,反正都是死……

杨刚毫无顾忌的言谈和行动,使得所有的同牢女犯感到恐慌。她们警告杨刚:“你要知道你的案情不轻,你这样随便跟他们讲话,大伙儿都会跟着遭殃。”

以后,杨刚受审时,总是三个法官,后面站着两排荷枪的士兵,前面站着两条壮汉和一个老头儿,他们是等着毒打犯人,专门给犯人上刑的。桌前的地上放着绳子、木板、锁链和各种大小木块及叫不出名堂的刑具,墙上挂着刀和皮鞭。

敌人以轮番毒打和毒刑来检验杨刚的抵抗力,企图逼她招供。但她不是一个弱女子,死亡也不会使她屈服。

“我没什么可供的。随你们怎样吧。我既然给你们抓来了,就不打算活着离开警备司令部。”这是她的回答。

两个星期后,阎锡山的队伍全军覆没,要当总统的迷梦完全破灭,他的司令部离开了北平;于是,杨刚也就自然而然地走出了监狱。

这次狱中的酷刑,没有磨掉她的棱角,她还是杨刚!那只是斗争的起点,一场小小的实习和锻炼。出了狱,她又回到燕大,多次参加北平党和团市委联合召集的西郊区党团活动分子会议,讨论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和非常委员会的问题。她是唯一与会的女同志,给很多人的印象是:她是一个辩才。

在燕大,杨刚又呆了一年。她说:“这一年,我没有做什么有意义的胄我必须全力以赴地参加斗争。能继续工作下去是多么快乐啊!”工作,这是她的人生哲学。她积极从事革命文化工作,参加左翼文艺运动,为北方“左联”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与潘训(漠华)、谢冰莹、孙席珍等作家往来。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北方“左联”虽然不像上海中国“左联”影响那么广泛、深远,作家也没有那么多,但它毕竟是左翼文艺运动的一翼,也是那个时代文学的火种和旗帜。

1932年秋,杨刚从燕京大学毕业,与北京大学经济系学生郑侃结婚,还帮助二哥杨潮(笔名羊枣,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军事评论家)走上革命道路。毕业前夕,她因与党组织负责人发生口角,竟导致退党(1938年重新入党)。关干这件事,她在一份自传中有过详细的说明,事情的经过是:大学毕业那年秋天,杨刚的同班党员都已经离开学校,党小组由一位性格古板、工作方法生硬的山东人负责。那时杨刚病后身体虚弱,需要时时躺下休息,不能工作,于是向他请假。这位负责人不仅不答应,还批评她“怠工”。杨刚当时组织观念比较薄弱,小姐脾气较重,就说:“你们说我怠工,我就算了。我不能工作,我退党”。负责人说:“没有退党的,退党就只有开除。”她受不了冤枉,气极了,就赌气说:“开除就开除,我受不了这个气……”这就是她“退党”的细节。对此,她做过自我批评。但实际上这个偶然事件,只是她气盛的表现。事实是,她不仅动员胞兄杨潮走上革命道路,同时还主动影响了周围的不少人。杨显东是她的同宗兄长。一位科学家,也是在她的启发、影响下,走上了服务于革命的道路,称她为“革命的启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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