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园

第13部分（第1页）

我相信那孩子将来的生活一定会比父辈好，我也衷心希望小周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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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　　缘

下班前接到一个个电话，话筒里传来一个浑厚的男中音。唤我少年时的外号，心中猛的一热，是我的中学老师樊济文！

离开学校几十年了，一直没有忘记老师和同学。怀着一种惴惴不安的喜悦赴约，推开樊老师的房门，一下子愣住。客厅里齐刷刷坐着七八条胡子拉碴的大汉，依稀可辨的面貌中，显出一股雄浑的力度。当年的翩翩少年，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的改变，唯有樊老师风度依旧，帅如当年。

酒过三巡，话题渐多。大家忆起师生间的段段情缘，万分感慨。

古人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之训，而樊老师却是我们的朋友和兄长。###岁月，父亲不幸蒙冤。一夜之间，学校不再是我的乐园。没有资格当“红卫兵”，只好穿起母亲的旧军装自恃清高，小心翼翼维护着自己被命运揉得皱皱巴巴的尊严。那时，惟恐别人问“你是什么出身”，父亲一生的荣辱功过都已变色，其中的苦涩岂是我能说清的？

樊老师却从来不问什么。也许，他早就看出了我的难言之苦。在他的举荐下，军宣队和工宣队终于同意把我安排进宣传队，负责所有节目的编排。那时，宣传队是一片乐土，队里的女孩哪一个不引人注目？那是一湾温暖的避风港，不知可以免遭多少冷落和白眼，还可以参加很多在当时令人羡慕的庆祝活动。载歌载舞，在忙碌中忘却一切烦恼，我又渐渐恢复了自信。

人在最痛苦的时候，往往只需要一丝温暖。而樊老师却给了我一片宽厚的关爱。

不久，我们下乡插队。远离城市，远离亲人，我们十几个未成年人，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勤劳作却不能自食其力，说不出来是苦闷还是绝望。

第二年，樊老师随北京慰问团来到我们住的小山村。一见面，队里年纪最小的男同学就趴在他肩上哭了。望着他把那男生紧紧搂在怀里，我却欲哭无泪。从那一刻起，只比我们年长七、八岁的老师似乎更掂出身上的责任，开始了他陕北之行的艰苦跋涉。

慰问团来的日子，是我们的节日，从此知青的生活有了许多改善。为了我们，血气方刚的樊老师和军代表一起，用铁拳教训了一个欺辱女知青的恶棍，还一个名额、一个名额地为符合条件的同学争取“病退”和“困退”。老师带来的希望和快乐，慰籍着我们的心灵。

慰问团终于要走了。合影留念时，我再一次忍住了泪水。别离之际，樊老师的目光里似乎含着复杂的情感。他心事重重欲言又止的神色，使我至今难忘。看得出，他深为无力把我们全部带回北京、交给我们的父母而遗憾，也为我们的前途而忧虑。最后，他对我说：“以后要自己照顾自己，别忘了给我寄张照片来，我在影集里给你留一个地方。”

樊老师走了。他奔波在山间小路上的身影，却久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为了那张没有寄出的照片，我向樊老师敬一杯斟满的酒。时代在变，而人们渴望友情的本能却没有变。珍视每一段缘份，善待每一位朋友，是我在心灵历经磨砺的不惑之年收获的生活感悟。

现如今，樊老师家庭美满、事业有成，他的学生业已走进自己的人生坐标。重新续起的师生缘，还会像昨天那样心灵相慰、意笃情深么？我想，一定会！不知樊老师的影集里是不是还给我留着那块地方？如果留着，我一定好好选一张照片送他。

后记：十多年前，这篇文章在《北京日报》副刊发表那天，正好是樊老师的51岁生日。以后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在他家不大的客厅里相聚。2007年，永远没有了那样的聚会，因为樊老师走了，在他生病一年以后。病重的樊老师依然那样坚强、乐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没有为他送行，是因为我的软弱与怯懦。仅以此文怀念我的老师和兄长樊济文教授。

落日从容（1）

人事代谢，风云莫测。

一切都发生得那样不可思议。我的一位交往密切的朋友，突然间失踪了，整整一年，没有任何音讯。这一年里，我多次向熟识的同事或朋友打听消息，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下落。

我始终不能相信这样一个事实，一个有名有姓、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竟然在一夜之间，消失在他所有的亲友面前，不留任何踪迹。

然而，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现实，我不得不怀着无法释然的疑惑去面对——我知道他永远也不会回来了，是他自己精心导演了他的失踪。

一年以后，终于辗转得知一个令人心悸的消息：他走了——在经过与命运痛苦的抗争之后，他从容不迫地去天国与亲人团聚了，那里有他亲爱的爸爸、妈妈和姐姐，他们已经等候他很久。

没有人在他离去前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不知道是他掩饰得太好，还是朋友们太粗心。他其实是用心地向所有他认为需要告别的人告别过了，冷静地安排了自己的后事，像一轮辉煌已尽的寒日，从容陨落，留下满天残血。

那一年，我是在5月一个闷热的日子里接到他最后一个电话的。像往常一样，话筒那头依然是谈笑风生：“我要出一趟长差，最近就不能和你联系了。”

“去哪儿？多久？”我问。经常奔波的朋友，不会使人感觉到任何反常。

“上海，半年或者更长时间。你托的事我已经交代给同事，你就放心吧。如果我回来，一定给你打电话。”

“一路平安，多保重啊。”我叮咛了一句，当时正忙，无暇多聊，很快就挂机了。

若知他永无来日，我怎能这样漫不经心？我一向自诩看人处事入木三分，竟然未察觉到任何异样；他分明是在向我告别，我如何就没有丝毫预感？

半年过去了，几次向认识他的朋友打听，都说不知去向，突然就觉得凶多吉少。我不禁作了很多猜测：下海？出国？还是遭遇了什么不测？

又过了几个月，终于有消息从不同渠道传来，断断续续地，我以零散的信息加之联想，大致拼接出了这一年里发生的故事。

去年开春，他被查出晚期肝癌，知道来日不多，他不愿拖累别人，决定一个人把不幸咽下。住院前，他先和相知六年的女友断交，表现出一种义无反顾的绝情，使她相信他不再爱她；接着把姐姐的骨血“小东西”交给她爷爷奶奶，再将唯一的亲人——清华毕业的妹妹送到美国，不知不觉就到了5月。

最后和上司长谈。他表示“这里挣钱太少”，说要到南方打拼。递辞呈，交车钥匙，还BP机，大步走出工作了十年的单位，然后从容不迫地打回一个传呼：“我于今夜12点离开北京。如果回来，还会在此效力……”曾花了三个多小时苦口劝留的上司突然惊出一身汗，再打电话过去，已经没有人接听。

该安排的都安排了，该交代的都交代了，他觉得自己可以放心地走了，便带着剩余的积蓄住进医院。后来，朋友们在病历上查到他两次手术的记录，据说他经过与病魔的殊死搏斗，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历程。

他就这样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消失得令人难以置信。

他对所有的人都说“如果我回来”，他是抱着生的希望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