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耶克哈特基布兹,有个身材矮小的单身汉。他叫兹维·普罗维佐尔,五十五岁左右,两只眼睛不住地眨动,喜欢散布坏消息:地震、飞机失事、楼房坍塌砸了住户、火灾、发大水。他每天早早地便看报纸,收听各种新闻广播,这样一来,他就能在食堂门口截住我们,用那些新闻让人大吃一惊:在加勒比海,一艘渡船翻了,六百名乘客淹死……他还用心记讣告。他总是最先知道哪位名人去世,并把消息告诉整个基布兹。一天早晨,他在诊所门前的小路上把我拦住。
“你听说过一位叫维斯拉夫斯基的作家吗?”
“听说过。怎么了?”
“他去世了。”
“很遗憾听说此事。”
“作家也会死的。”
还有一次,我正在食堂值班,他截住了我:“我看到讣告栏里说你祖父去世了。”
“对的。”
“三年前,你外公去世了。”
“对的。”
“那么这是爷爷辈最后一位亲人了。”
兹维·普罗维佐尔是基布兹的园丁。他每天早晨五点钟起床,重新放置洒水器,给花圃松土,栽种,剪枝,浇水,用突突作响的割草机修整草坪,喷洒防治蚜虫的农药,施撒有机肥料和化肥。他的腰带上挂了个小收音机,不住地给他提供灾难信息:“你听说了吗,安哥拉发生了大屠杀。”
不然就是:“宗教部部长去世了。消息十分钟前才发布。”[1]
基布兹里的人都躲着他。在食堂,他们很少和他一起坐在同一张桌前吃饭。夏日的傍晚,他常常独自坐在食堂前大草坪下面的一条绿色长椅上,看孩子们在草坪上玩耍。晚风吹起他的衬衣,吹干了他的汗水。灼热的夏日,月亮散发着红光,在高大的柏树梢头升起。一天晚上,兹维·普罗维佐尔跟坐在旁边一条长椅上的女士露娜·布兰克打招呼。
“你没听说吗?”他伤心地问她,“西班牙的一所孤儿院被烧毁了,八十个孤儿被烟活活呛死。”
露娜是一位四十五岁的寡居老师,她用手绢擦擦额头的汗水说:
“太可怕了。”
兹维说:
“只有三个孤儿获救,且个个情况危急。”
他工作兢兢业业,赢得了我们所有人的敬重:他在基布兹生活了二十二年,上班时从未请过一天病假。多亏了他,基布兹才花木丛生。每块未派上用场的土地,都被他种上了时令花卉。他零零星星地建了一些岩石园,在里面种上了各种各样的仙人掌,还搭了一些木质的葡萄架。在食堂前,他修建了一座汩汩冒着水泡的喷水池,里面有金鱼和水生植物。他拥有很好的美感,大家对此颇为欣赏。
但是背地里我们叫他“死亡天使”,说他的闲话:他对女人不感兴趣,从来也没对任何女人感过兴趣,实际上他对男人也没兴趣。年轻人辛德林惟妙惟肖地模仿兹维,逗得我们狂笑不止。下午,基布兹成员坐在门廊上喝咖啡,或者跟孩子在屋前小草坪上玩耍,兹维·普罗维佐尔会到俱乐部看报纸,坐在那里的还有五六个像他这样的单身汉、书迷、劲头十足的辩论家、老光棍儿,鳏夫或者离异人士。
鲁夫卡·罗斯,一个长着两只大蝙蝠耳的小个子秃头,会在角落里咕哝:报复性的袭击只能使暴力升级,因为复仇导致复仇,冤冤相报何时了。
其他人会立即予以还击:“你在说什么呢?我们不能就这样放过他们!”“克制与姑息只能让阿拉伯人更加肆无忌惮。”
兹维·普罗维佐尔会眨眨眼睛说:“最终会演变为战争。只会引发可怕的战争。”
结巴伊曼纽尔·格劳斯曼会激动地说:“战——战——争。非——常好。我们会——会——赢,夺——夺取他们的土——土——地,直——直抵约——约——约旦。”
鲁夫卡·罗斯脱口而出:“本-古里安是个下棋高手。他总能看到五步之外。只是他干什么都是凭靠武力。”
就这个问题,兹维·普罗维佐尔忧心忡忡地预言:“我们要是输了,阿拉伯人会把我们消灭光。我们要是赢了,俄国人会冲我们大发脾气。”
伊曼纽尔·格劳斯曼会恳求大家:“够——够了,朋友们,安——安——安静点。让我——我平——平心——静——静气念段报纸。”
兹维沉默片刻说:“你听说了吗?据说挪威国王得了肝癌。我们的地方官也得了肝癌。”
爱逗乐儿的罗尼·辛德林只要在鞋店或者更衣室看到兹维,就会用奚落的口吻问:“死亡天使,今天哪架飞机失事了?”
兹维·普罗维佐尔和露娜·布兰克形成了一个固定模式:他们每天傍晚谈天说地。他坐在草坪左侧长凳的右手边,她坐在右侧长凳的左手边,离他很近。他说话时眼睛不住地眨动。她身穿一件漂亮的无袖太阳裙,指尖把弄着手绢。她夸赞基布兹花园,那是他辛勤劳动的成果,她说因他之故,大家生活在一片绿茵茵的草地上,生活在果园枝繁叶茂的树荫下、繁花盛开的花圃中。她有迷恋华丽辞藻的习性。她教三年级,画一手精美雅致的铅笔画,作品就挂在我们一座座小房子的墙上。她脸圆圆的,面带微笑,睫毛长长的,不过脖子上有些皱纹,双腿细瘦,几乎平胸。她的丈夫几年前服预备役时在加沙被杀,他们没有小孩儿。基布兹人认为她是一个值得敬佩的人,一个克服了自身悲剧、全心全意投入教育事业的女子。兹维给她讲了玫瑰的不同品种,她热切地点头,似乎赞同每一个字眼。接着他详细地描述了苏丹发生的一场可怕蝗灾,那几乎毁灭了整个苏丹。露娜说:
“你这么多愁善感。”
兹维快速眨着眼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