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后出来开车兜风穿过校园的城里人、只顾想心事而对周围事物视而不见的大学教员、正赶着去图书馆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都可能在某个晚上见到谭波儿。她一臂夹着匆忙中抓到的一件外套,修长的腿儿因奔跑而呈金黄色,是个在所谓“鸡舍”的女生宿舍亮着灯的窗户前快步如飞的侧影,消失在图书馆墙边黑暗里的身影,而人们最后的惊鸿一瞥也许是她跳进等候在那儿的马达尚未熄火的汽车并迅速转身坐下时所露出的短衬裤之类的东西。那些汽车是城里的小青年的。大学里的学生不可以有汽车,而男生们——不戴帽子,穿着膝盖下扎紧的灯笼裤和色彩鲜艳的圆领毛衣——满怀愤怒和优越感蔑视那些城里的小青年,他们把帽子紧紧地扣在搽了发蜡的脑袋上,上衣有点过紧,裤管却有点过大。
这种情景往往是在星期日以外的夜晚出现。在两周一次的星期六晚上,在字母俱乐部的舞会上,或者在每年三次的正式舞会上,城里的小伙子们戴着式样相同的帽子,穿着衣领角往上翻的衬衣,摆出懒洋洋的、满不在乎而又好斗的姿态,注视着她倚在穿着黑色礼服的大学生的胳臂上走进体育馆,随着飞快旋转的金光闪烁的音乐旋律消失在令人目不暇接的熠熠光彩之中,她纤巧的脑袋高高昂起,嘴唇涂得猩红,下颏线条柔和,没有表情的眼睛东张西望,冷静、谨慎却又在搜索捕捉着什么。
后来,纵情吹奏的音乐声穿越玻璃门窗而出,小伙子们隔着窗户望着她从一双黑袖子的怀抱迅速地转到下一双,在迅速旋转的过程中,她的素腰显得纤细而急迫,她的双脚随着音乐节拍填补那节奏中的间断。他们弯下身子对着酒瓶喝上一口酒,点上一支香烟,然后站得笔直,一动不动,在灯光的衬托下,他们那往上翻的衣领、戴着帽子的脑袋,就像一排用黑铁皮做的、钉在窗台上的、戴了帽子和蒙着布的胸像。
乐队奏起《甜蜜的家》[16]时,总有三四个小伙子懒洋洋地靠在出口处,面色冷峻好战,因睡眠不足而略显憔悴,注视着晚会结束时从消退的动作与杂声中走出来的一对对舞伴。这天晚上,有三个年轻人看着谭波儿和高温·史蒂文斯从舞厅里走出来,走进拂晓前的料峭春寒中。她的脸色相当苍白,刚施过脂粉,红头发的发卷也已凌乱。她那瞳孔大得出奇的眼睛茫无表情地看了他们一眼。然后,她有气无力地举手挥了一下,谁也说不上是否是在对他们招手示意。他们没做任何反应,冷冰冰的眼睛连眨都不眨一下。他们看着高温伸手挽住她的胳膊,看见她钻进他汽车时一刹那间暴露的腰侧和大腿。这是辆车身很长很低的敞篷小轿车,车上装着一盏篝灯。
“这狗娘养的是谁?”一个人说。
“我父亲是位法官。”第二个人用轻快的假嗓门尖刻地说。
“去他的。咱们进城去吧。”
他们一路走去。有一回,他们对着一辆小汽车大吼大叫,但汽车没有停下来。在跨越铁路路堑的桥上,他们站停下来,对着瓶子喝酒。最后一个人想把瓶子往桥栏杆外面扔出去,第二个人一把抓住他的胳臂。
“给我吧。”他说。他小心地把瓶子砸碎,把碎片撒在路面上。其余的两个人望着他。
“你太损了,不配参加大学舞会,”第一个人说,“你这可怜的杂种。”
“我父亲是位法官。”第二个人边说边把玻璃碎块的尖头朝上放在路上。
“来车了。”第三个人说。
这辆车有三只前灯。他们靠在栏杆上,拉下帽檐挡住车灯的强光,看着谭波儿和高温从身边驶过。谭波儿低着脑袋,跟高温靠得很近。汽车慢慢地行驶着。
“你这可怜的杂种。”第一个人说。
“真的吗?”第二个人说。他从口袋里掏出样东西,一下子抖开来,把这带有淡淡香味的极薄的纺织品在他们面前挥动。“难道我没跟她好过?”
“这都是你自己吹的。”
“道克是在孟菲斯搞到这条女人内裤的,”第三个人说,“是从个该死的妓女身上扒下来的。”
“你是个好撒谎的杂种。”道克说。
他们望着那片扇面形的光亮、那变得越来越小的红宝石色的尾灯在“鸡舍”前停了下来。车灯熄灭了。过了一会儿,车门砰地关上了。车灯又亮了;汽车开走了。它又开回来。他们站成一排,靠在栏杆上,歪戴着帽子,挡住车灯的强光。那些碎玻璃闪烁出大小不一的亮光。汽车开过来了,在他们对面停了下来。
“你们几位先生打算进城吗?”高温边说边打开车门。他们靠在栏杆上,半晌,第一个人粗声说了句“多谢”,他们便上了车,另外两个人坐在折叠尾座上,第一个人坐在高温身边。
“往这边开,”他说,“那边有人打碎了一只瓶子。”
“谢谢你的提醒。”高温说。汽车向前行驶。“你们诸位明天去斯塔克维尔看球赛吗?”
尾座上的两人一声不吭。
“不知道,”第一个人说,“恐怕不去。”
“我对这地方一点都不熟悉,”高温说,“我今晚上把酒都喝完了,可我明天一早有个约会。诸位先生能告诉我哪儿可以弄到一夸脱吗?”
“恐怕太晚了。”第一个人说,他转向另外两个人,“你知道在夜里这个时候他可以找谁买酒吗,道克?”
“卢克也许肯卖。”第三个人说。
“他住在哪儿?”高温说。
“往前开,”第一个人说,“我给你指路。”他们穿过广场往城外开了大约半英里。
“这是去泰勒镇的那条路吧?”高温说。
“对。”第一个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