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昨天夜里烧得说胡话了。”妻子说。
她虽说是生了一个星期的病才刚见好,但已经开始收拾房间了。上校使劲回想着。
“不是发烧,”他撒谎道,“是我又梦见那些蜘蛛网什么的了。”
每次发完病,妻子就显得格外精力旺盛,一上午她把整个屋子都翻了个底朝天。除去那架挂钟和那张仙女画,每一件东西都挪了窝。她是那样单薄而又灵活,当她穿着条绒拖鞋和扣得紧紧的黑外套走来走去的时候,轻盈得仿佛能在墙壁间穿行。不过,正午十二点以前,她就恢复平日的体积和重量了。卧床不起时,她简直就是一片虚空。而这会儿,她正在一盆盆西洋蕨和秋海棠间忙碌着,到处都可以看见她的身影。“要是阿古斯丁还活着,我真想唱支歌呢。”她一面说,一面搅动煮在锅里的热带土地出产的一切可以吃的东西。
“想唱你就唱吧,”上校说,“唱歌能消除烦躁。”
午饭后,老两口正在厨房里喝咖啡,医生来了。他一把推开临街的大门,大声说:
“病人都死光了。”
上校站起身迎了上去。
“一点儿不错,大夫,”说着他走进堂屋,“我早说过,您就像专吃死人肉的兀鹫一样准时。”
妻子走进卧室去为看病作准备,医生和上校留在堂屋。天很热,可医生那件纤尘不染的亚麻外衣却处处透着凉气。女人说她准备好了,这时医生把一个装有三张纸的信封递给上校,临进卧室时他说:“这是昨天报纸上没登的消息。”
上校猜得出这是一份油印的秘密传单,是最近国家大事的概况,关于国内武装抵抗运动的现状。他感到沮丧。看了十年的秘密传单,他始终纳闷为什么这些消息月复一月地愈加耸人听闻。医生回到堂屋时,他已经全看完了。
“这个病人的身体比我还结实,”医生说道,“我要是也得上这么个哮喘病,准能指望活他个一百岁。”
上校阴沉地扫了医生一眼,一言不发地把信封还给他,不料这位却不肯接下。
“传给别人吧。”他压低了声音说。
上校把信封塞进裤兜。妻子从卧室走出来说:“大夫,我要是这两天死了,准把您一块儿拖进地狱里去。”医生没有搭腔,只是龇了龇他那口洁白无瑕的牙齿。他把椅子拖到小桌旁,从小提箱里取出几个贴着免费标签的小瓶。女人从医生身旁经过,朝厨房走去。
“您等一会儿,我给您煮咖啡去。”
“不必了,非常感谢。”医生一面说,一面在处方纸上写下了服药的剂量。“我可不想被您毒死。”
她在厨房里大笑起来。医生写罢处方,深信任谁也看不懂他那龙飞凤舞的笔迹,便朗声念了一遍。上校尽力注意听。妻子从厨房里出来时,又在他脸上看到了他昨夜的那种疲惫。
“天快亮的时候他发烧了,”她指着丈夫说,“说了两个来钟头有关内战的胡话。”
上校吃了一惊。
“我没发烧,”他坚持说,又恢复了常态,“而且,要是哪天我觉得自己不行了,我可不会让自己落到任何人手里。我会自己滚到垃圾箱里去。”
他走进卧室去取报纸。
“多承夸奖了。”医生说。
他们一同向广场走去。空气干燥,炎热的天气使得街上的柏油开始熔化。和医生分手时,上校咬着牙低声问道:
“该付您多少钱,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