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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才也就是这个意思，”他忙改了口，用衬衣袖子擦了擦额角的汗珠，“天太热了，连脑子里的螺丝都生锈了。”

过了一会儿，律师就开始在办公室里翻箱倒柜地找上校的那份委托书。阳光朝这间陈设简陋、用糙木板搭建的屋子中央移动。各处都找遍了之后，律师趴在地上，气喘吁吁地从自动钢琴底下掏出一卷纸来。

“在这儿呢！”

他把一张盖有印章的纸交给上校。“我还得给我的代办人写封信，让他们注销那边的副本。”他不说话了。上校掸了掸纸上的灰尘，把它塞进了衬衣口袋。

“您自己把它撕掉吧！”律师说。

“不，”上校答道，“这是我二十年的纪念品。”他还在等律师继续找下去，可律师却停下来了。他回到吊床前擦了把汗，从那里透过闪闪发光的空气望向上校。

“那些文件我也要。”上校说道。

“什么文件？”

“申请证明啊！”

律师双手一摊。

“这我可办不到，上校。”

上校警觉起来。他担任革命军马孔多军区司库时，曾牵着一头骡子，驮了满满两箱军款，艰苦跋涉了六天，最后硬是在协定签署前半小时，拖着那头饿得半死不活的骡子赶到了尼兰迪亚兵营。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当时革命军大西洋沿岸的总军需官——给他开了张收据，把那两箱钱列入了投降上缴的物资清单。

“那些文件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上校说，“那里头有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亲笔写的一张收据。”

“这我同意，”律师说，“可那些文件经由成千上万间办公室的成千上万双手，早已转到国防部鬼知道哪个部门去了！”

“对这样的文件，任何一位官员都不可能不加注意就放过去。”上校说道。

“可最近这十五年来，官员已经换了好几茬了，”律师又说道，“总统换过七任，每位任内至少改组过十次内阁，而每位部长又至少撤换过一百次属员，您想想这个情况。”

“可谁也不能把那些文件带回家去，”上校说，“每任新官总会在老地方看见它们的。”

律师恼了。

“再说，如果现在把这些文件从部里取出来，就得等下一轮重新登记了。”

“那没关系。”上校说。

“也许得等上几百年。”

“不要紧，这么长时间都等过来了，还在乎这点时间。”

上校往堂屋的小桌上放了一沓横格纸、钢笔、墨水和一张吸墨纸，将房门敞开着，以便有什么事情可以问问妻子。她正在念玫瑰经。

“今天是几号？”

“十月二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