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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违犯纪律，扰乱治安，或假借名义，动摇国体者，必与爱国军人共弃之！本大总统生长兵间，习知甘苦，徒以肇基伊始，日昃不遑，愧未能躬莅戎行，拊循士卒，望传告各该官长目兵，嘉奖慰问，并将此意普为训勉，咸各恪遵。

四月二十九日，袁氏出席参议院，有演说词，并录下：

袁世凯在参议院之演说词民国元年四月廿九日。：

世凯忝承五大民族推举，夙夜祗惧，恐不能胜，谨掬诚悃，敬告我国民：在志气高远者，谅必以世凯莅任伊始，必有宏大之议，以一新闻听，然审时度势，未敢以语此也。古今立国之道，惟在整饬纪纲，修明法度，使内外相系，强弱相安，乃可巩固国基，争存宇内。迩来兵事扰攘，四民失业，公私交困，已达极点。而士卒多昧服从之谊，人民鲜知公共之益，空谈者偏于理想，营私者多牟权利，循此不变，必将纪纲废坠，法度荡然，欲保障人民之生命财产而不可得，尚敢侈言铺张乎？世凯向持锐进主义，不甘以畏难保守自居，数十年苦心经营，当为诸君所共见共谅。但现值改革之后，亟当维持秩序，利用厚生，建设从稳健入手，措置以实事为归。譬如建造巨室，须将基础审慎测量，择工选料，层层稳固，处处坚实，非可徒侈外观，虚事粉刷，然后广厦落成，方能历久不敝。倘以孟浪潦草出之，恐墙壁未立，而倾覆随之，其损失何可胜言。

是以必须根本完固，再行急起直追，则观成可操左券矣！百废得兴，要在财政。去岁度支预算，虽云入不敷出，然尚亏称有二百六十余兆两之岁入。半年以来，工商荒废，税入锐减，外债暂不能偿。近以改良政治，必须输入外资。故先定整顿财政大纲，增加财政信用。每年应还借款赔款本息约五千万两，借款多以关税作抵，亦有以厘金作抵者；赔款以关税及盐课作抵。速与有约之国商议加税，一面废去厘金及减少出口税。每年海关常关所入，可由四千四百万两，增至六千余万两，可抵支前项外债而有余。至铁路及他项借款，另以铁路及他项进款偿还，不足则由盐款拨补。尚有各省所借外债，其总数约一千余万两。又去冬欠交庚子赔款一千二百余万两，均归入组织新政府，即用大借款项下速为偿还。建设行政所需，应迅速成立预算，以定支用大借款标准。目前先发出暂时短期库帑券，以济急需。此项库帑券，由将来大借款归还。此事极为要著，舍此无他法可恢复财政信用。仿照新法整理盐政，可增盐课五千万两。清理田赋，剔胥役之积弊，轻人民之负担，未经升科之地，搜集专门人才重新测量，酌定税章。改良国币，划一圜法，为财政最要关键，即必迅速施行。我国财政专门人员尚少，又乏经验，将来庶政俱举，亦须借用异才，以资先导而备顾问。

民国成立，宜以实业为先务，故分设农林、工商两部，以尽协助提倡之义，凡学校生徒，尤宜趋重实业，以培国本。吾国实业尚在幼稚时代，质言之，中华实农国也，垦荒、森林、畜牧、渔业、茶桑富藏于地，类多未辟菁华，愿我国民无从空中讨生活，须从脚底下着想。即以矿产言之，急须更改矿章，务从便民，力主宽大，以利通行。且商律与度量衡，亦应迅速妥订实行。

近日军队复杂，数逾常额几倍，消耗过巨，闾阎何以堪此？已饬财政、陆军两部实行收束之方。人民信教自由，举凡各教，均一视大同，毫无偏倚，不论其信教与否，亦不论其信仰何教，均须互相尊重，悉泯猜疑，冀享幸福。我国民习惯积重，急切难趋大同。教育尚未普及，改革尚多疑沮。军人缺乏精神，训练当探本原。法律亦未完备，法权仍多放弃。交通未能畅达，风气难期划一。均当与国务员随时筹商，力求进行。迩来外人对我态度，类皆和平中正，藉示赞助之诚，固征世界之文明，更感友邦之睦谊。凡我国民，务当深明此义，以开诚布公，巩固邦交为重。凡从前缔结之条约，切实遵守，其已缔约而未办之事，迅速举办。从数千百年专制之后，一跃而跻共和，宜吾国民之色然而喜也。然世凯深以吾国之未进步为忧也，深望我国民常处于不足，勿夸张自满也，深望以公诚推与，勿互相猜忌也。四万万心惟一心，国乃强。

此次特任国务总理唐君与各部总长，皆一时济变之才，世凯正资倚任，共支大局，愿国民深信之，赞助之！

第十章　二次革命之时期

第一节总统制与内阁制之争

袁世凯组成的“内阁”国务总理熊希龄原南京临时政府之让政权予袁世凯，实由于事势之牵制。袁就总统职后，一切设施，多由己意，主采用“总统制”，以便于大权独揽。然内阁制系依据《临时约法》者，故国务总理唐绍仪毅然主张内阁制，设国务会议，以为执行职权之枢纽。袁既与唐内阁意见不融洽，争权不得，渐与民党不睦。又以每发一议、出一令，必经国务院通过，方能有效，且时复驳回，深苦之。而国务总理唐绍仪因与袁为旧交，恒严辞抗辩，不肯稍让，因益忌之。会事有不经国务院，径发令，唐大愤，拂袖出京。蔡元培、王宠惠、熊希龄、宋教仁、王正廷亦相率去职。

时国人对于袁氏，已滋不信，观于元年六月廿七日《时报》所载袁总统解释谣言之原电可知。电录下：

鄂黎副总统各省都督鉴：世凯束发受书，即慕上古官天下之风，以为历代治道之隆污，罔不系乎公私之两念。洎乎中岁，略识外情，目睹法、美共和之良规，谓为深合天下为公之古训。客岁武昌起义，各省景从，遂使二千余年专制之旧邦，一跃而为共和政体！世凯以衰朽之年，躬兹盛举，私愿从此退休田里，共享升平；乃荷国民委托之殷，膺兹重任。当共和宣布之日，即经通告天下，谓当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见于中国。就职之初，又复沥忱宣誓，皇天后土，实闻此言！乃近日以来，各省无识之徒，捏造讹言，谣惑观听，以法兰西拿破仑第一之故事妄相猜惧。其用心如何，姑置不问，大抵出于误解者半，出于故意者亦半。民国成立，迄今半年，外之列强承认，尚无端倪，内之各省秩序，亦未回复，危机一发，稍纵即逝。世凯膺兹艰巨，自不得不力为支持，冀挽狂澜，乃当事者虽极委曲以求全，而局外者终难开怀以相谅！殊不思世凯既负国民之委托，则天下兴亡，安能漠视？倘明知不可为而复虚与委蛇，致民国前途于不可收拾，纵人不我责，自问何以对同胞？区区此心，可质天日！但使内省不怍，亦复遑恤其他。惟当此艰难缔造之秋，岂容有彼此猜嫌之隐，用是重为宣布！凡我国民，当以救国为前提，则自能见其大，万不宜轻听悠悠之口，徒为扰乱之阶。若乃不逞之徒，意存破坏，借端荧惑，不顾大局，则世凯亦惟有从国民之公意，与天下共弃之！事关大局，不敢不披沥素志，解释嫌疑。知我罪我，付之公论。特此宣告，维祈亮鉴！世凯叩。

1912年3月29日，中华民国首任内阁部分阁员合影唐内阁既倒，袁命陆徵祥为国务总理，陆标榜用人以才不论党，自谓“超然内阁”。乃陆至参议院发布政见时，语不及政，刺刺谈交际事，议员大哗，提出弹劾其失职案。袁为极力疏通，后虽勉强成立内阁，终不满意于参议院。陆亦知难而退，称病入医院，不理政务。袁乃以赵秉钧为国务总理。时党见分歧，各党又不相能。七月九日袁通令劝告政党云：

民国肇造，政党勃兴，我国民政治之思想，发达已有明征，较诸从前帝政时代，人民不知参政权之宝贵者，何止一日千里，环球各国，皆恃政党与政府相须为用，但党派虽多，莫不以爱国为前提，而非参以各人之意见。我国政党，方在萌芽，其发起之领袖，亦皆一时人杰，抱高尚之理想，本无丝毫利己之心，政见容有参差，心地皆类纯洁。惟徒党既盛，统系或歧，两党相持，言论不无激烈，深恐迁流所极，因个人之利害，忘国事之艰难。方今民国初兴，尚未巩固，倘有动摇，则国之不存，党将焉附？无论何种政党，均宜蠲除成见，专趋于国利民福之一途。若乃怀挟阴私，激成意气，习非胜是，飞短流长，藐法令若弁髦，以国家为孤注，将使灭亡之祸，于共和时代而发生，揆诸经营缔造之初心，其将何以自解？兴言及此，忧从中来，凡我国民，务念阅墙御侮之忠言，怀同室操戈之大戒，折衷真理，互相提携，忍此小嫌，同扶大局，本大总统有厚望焉！

第二节孙中山、黄兴黄兴，原名轸，改名兴，字克强，一字廑年，号庆午、竞午。辛亥革命时期，以字黄克强闻名当时，与孙中山常被时人以“孙黄”并称。北上后之八大政纲

八月下旬，孙中山、黄克强先后北上，意在调和各派党见。九月二十九日《时报》载有总统府秘书厅通告八大政纲文：

1913年3月，孙中山由日本回国，

与黄兴等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付时局之办法　　中华革命党党员誓约民国统一，寒暑一更，庶政进行，每多濡缓，欲为根本之解决，必先有确定之方针。大总统劳心焦思，几废寝食，久欲联合各政党魁杰，捐人我之见，商榷救济之方。适孙中山、黄克强两先生先后莅京，过从欢洽，从容讨论，殆无虚日。因协定内政大纲八条，质诸国务院诸公，亦翕然无间。乃以电询武昌黎副总统，征其同意，旋得复电，深表赞成。其大纲八条如左：一、立国取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此八条者，作为国民、共和两党首领与总揽政务之大总统之协定政策可也。各国元首与各政党首领，互相提携，商定政见，本有先例，从此进行标准，如车有辙，如舟有舵，无旁挠，无中阻，以专趋于国利民福之一途，中华民国庶有豸乎！

陆、赵两阁，本皆承袁意而组成，实为一具形机关。赵尤为袁之私人，既任总理，将唐绍仪所设之国务会议径移至总统府。国务院形式上虽有会议，实权已操于总统府，内阁制之精神，完全丧失，盖无形中已变为总统制矣。

第三节宋教仁之遇刺

袁席北洋军队实力，攫，临时大总统而有之，任用多其本系，其势甚张。袁性愎专断，与民党水火。至是益欲集权于一人，施用暗杀手段，去其政敌。前农林总长宋教仁素主张政党内阁，于长江各省宣传，并反对五国银行借款进行，袁益忌恨，三月二十日，买使狙击之于上海，殒焉。凶犯武士英被获，词连国务总理赵秉钧及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等，舆论集矢政府。

国会选举揭晓后，国民党以多数党成为执政党，全国各方面一致预测宋教仁将被推为内阁总理。

1913年3月21日，宋教仁由上海启程往北京，参加国会的开幕典礼。刚上火车的时候，突然有人对准他放了一枪，击中了腰部。宋大叫一声，随即倒地。到车站送行的国民党人黄兴、陈英士、廖仲恺、于右任等急忙把宋扶上汽车，送往附近靶子路沪宁铁路医院急治。当晚动手术，在宋的右腰钳出子弹一颗，发现弹头有毒，伤势十分严重。半夜里宋从昏迷中醒转来，睁开眼睛问道：“我的朋友呢？”留在医院的黄兴抢步上前喂了他一口开水，连声问道：“怎么样，怎么样？”他一面喘着气一面断断续续地说：“现在外患日深，库伦形势险恶。我本来打算到北京和其他地方去，调和南北意见，以便一致对外。可是……”他说到这里，感到伤口剧痛难忍，他勉力支撑着喊道：“快拿笔墨来，替我写上，我要发一个电报给袁世凯！”

黄兴急忙拿过纸笔来，照他口中所念的词句写道：“望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确立不拔之宪法，则仁虽死犹生。”

此后宋又陷入昏迷状态，延至22日上午4时身亡，年仅32岁。他是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所以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发出紧急通告，叫全体党员“一律臂缠黑纱为宋先生服宋教仁遗影丧”。孙中山在东京接到噩耗，于25日匆匆赶回上海，参加治丧典礼，并亲笔撰写挽联如下：“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这是民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发生的政治大血案。过去彭家珍刺死良弼，周符麟暗杀吴禄贞，黎元洪勾结袁世凯杀害张振武，都曾震动一时，但都不及这次血案影响之大。这是因为，这次血案的被害人是国民党的领袖之一，此时国民党与北洋派明争暗斗，“武力统一”与“二次革命”之说甚嚣尘上，而这位国民党领袖又是一个主张调和南北的温和派，此番被人暗杀，可能引起又一次南北战争。因此全国人心惶惶，预感大祸将临。

此案发生后，全国各方面纷纷揣测，这件政治谋杀案究竟是谁主使的呢？袁世凯是惯于用暗杀手段对付政敌的老手，可能是他主使的。但是，国民党已经公开表示拥护他为正式总统，宋教仁又是主张与他继续合作的中坚分子，杀一宋教仁而与国民党破裂，南北统一之局也将不保，对袁有何好处？从这一点看来，此案又不像是袁所主使的。

仅仅隔了一天，这个问题的答案就非常清楚地摆出来了。

3月23日，有一个做古董生意的河南人王阿发，跑到四马路中央巡捕房自行投案。他说：“十天以前，我在文元坊应桂馨的家里兜售古董。他给我一张照片，叫我下手暗杀此人，许我事成之后酬洋一千元。我是一个安分守己的生意人，没有干过杀人勾当，所以一口拒绝了。今天看见报上登出来的宋先生的照片，正是应桂馨叫我暗杀的人，所以特来投案说明。”

宋案幕后指使国务总理赵秉钧捕房根据报告，立即派眼线去跟踪应桂馨，当天在湖北路迎春坊二十八号妓女胡翡云家找到，当场予以逮捕。第二天，捕房派人搜查文元坊应宅，又在那里捉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矮子，并搜出五响手枪一支，应桂馨与现任内阁总理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二人电报往来的密电码以及其他有关证件多起。这些证件充分说明：行凶的主谋犯不是别人，正是现任大总统袁世凯、现任内阁总理赵秉钧；教唆犯是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组织行凶者是上海大流氓应桂馨，直接杀人者是失业军人武士英。

证件的主要部分有下面几个文件：

（1）民国二年（1913年）1月14日赵秉钧致应桂馨密函一件，上面写着：“密电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可也。”外附密电码一本，上注“国务院应密，民国二年一月十四日”。

（2）2月2日应桂馨致赵秉钧“应密冬电”一件，内称：“民党（国民党）主宋（教仁）任总理……已由日本购孙、黄、宋劣史，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

（3）2月1日、2日洪述祖致应桂馨密函两件，上面写着：“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乃有价值。”“紧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弟（洪称应）应于题前径电老赵，索一数目。”

（4）2月4日洪述祖致应桂馨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