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低垂,天阴沉沉的。
我们中间军衔最高的家伙阿译坐在巷口的第一个院门前——那是收容站站长的住处,收容站站长是一个生得绝对与“气宇轩昂”这个词有仇的家伙,他坐在院里听留声机,不知是从哪个沦落的军人手里得来,唱片估计也是同样来路。
“蝴蝶儿飞去心亦不在,凄清长夜拭泪满腮,是贪点儿依赖贪一点爱,旧缘该了难了换满心哀……”
作为一个北平人,我永远无法理解上海佬儿阿译在听着这首歌时何以如此的哀婉。他愁苦而终穷的那张脸确实像郝兽医模仿的那样,快被打错位了。路过的人们无法不侧目那张怪异而酸楚的脸。
我站住了,虽然我并不想站住。我看着那张扭曲丑怪的脸——阿译本来可以说得上清秀的。
“都疯了吗?”我问他,其实我知道我也是疯的,只是发疯的形式不一样。
他没说话,回答我的是留声机里的靡靡之音。
“……怎受得了这头儿猜那头儿怪,人言汇成愁海,辛酸难捱……”
于是我走开。
迷龙现在没大碍,脸上见了拳痕,还剩了半幅的衣服,羊蛋子倒比他还要惨些。迷龙这哥们的耐力和蛮横大概是要跟东北的熊罴相媲的,他刚放翻不知道第多少个,居然还在骂阵,“……欠削的土豆!欠枪子打的脑袋!欠刺刀挑的肚子!”
我小心地拍了一下他,转向我的是一个打红了眼的表情和一个正要扬过来的拳头。我做出了绝无侵犯之意的姿态,而我发现那家伙还算没疯到底,他居然放下了拳头,于是我向他示意了一下手腕,“表呢?”
他居然就能明白了我的意思,“卖啦。祁麻子。”
我为表谢意帮他提词,“欠瘟死的老母猪,披军皮的。”
迷龙立刻现学现卖,骂周围那些蠢蠢欲动想挑战的人,“欠瘟死的老母猪,披军皮的!”
我离开的时候,三个人一起扑向了他,迷龙分出一个给羊蛋子,自个儿和另外两个混战。
我拔起了要麻身边的刺刀,要麻“嗳”了一声。“自己人打架,别用刀子。”我压低声音,不带任何感情地说。
要麻沉默,我离开。
我拖着我的脚趟过潮湿的石板路,我的右手笼在袖子里,左手拉紧了衣服抵挡此地的潮寒之气。我的衣服很单薄,实际上很长时间来我已经忘了什么叫暖和。
我看见了祁麻子,他就在上次迷龙揍他的地方,和一个我不认识的潦倒兵玩着袖里乾坤——他倒像就是长在那里的。我跛过去,搂住了他的肩,祁麻子转过脸来时颇有些被打断的不耐烦,“老弟,你这是……”
然后他脸色变了,因为他感觉到我右手上的刺刀正顶着他的后心。
“军爷,这是干什么?”
“表呢?”我问。
祁麻子这会儿还不忘装糊涂,“什么?”
我细心地用刀尖刺破了他的衣服,刺破了他的肉,再往上挑了挑。
祁麻子立刻从上臂的衣服里撸出了阿译的表,递过来,“你们都这样搞,生意要没法做啦。”
我没理他,只是想迅速地离开。离开前我看了眼那个目瞪口呆正想出售一个银镯的同僚——那能给他换来半顿晚餐吗?我跟这个潦倒同僚说:“别卖啦。又要去打鬼子了,咱们又要被当人看啦。”
那具瘦骷髅的脸忽然泛起了亮光,然后便把他的镯子握紧了。我拖着腿跛开。祁麻子并不气急败坏,而是冷静地向我警告——我想与当兵的做生意,他也没少碰这类事情——“没死的话你就有麻烦了。”
我最大的麻烦是我不知道在做什么,遇事要往好处想,我想我们都不知道在做什么。上午我做坏事,下午我做好事,大多数时候我们做不知道好坏的事。
我这样逃离禅达的东城市,一手拎着刺刀,一手握着阿译的表。
我把表扔在阿译身上。阿译讶然地看着我,他仍是那张丑怪的脸。站长的留声机冒了最后半个音符,停了。迷龙还在院子里打架,被他打伤的人被扶着从我们身边经过。
我和阿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我想我甚至比阿译更难堪,于是我简单地评论说:“都疯了。”然后拔步走,我想速速离他远点儿。
阿译在后面叫我:“烦啦!……孟烦了。”我站住,看着他,他情真意切但是寡淡如水地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