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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汇集（第1页）

玛丽姬和卡特琳·格拉西莫夫总是受到她们作为一个政治局委员的直系家属应受的那种待遇。一辆克格勃轿车把她们从库图佐夫斯基大街上他们那套有人守卫的八室公寓送到伏努科沃机场，这机场主要用于国内航班，在那儿她们等在为特权人物准备的候机厅里。它配备的服务人员似乎比任何一个时候用这个设施的人还要多，这一上午，所有的其他人员都各不相扰。一个服务员接过她们的帽子和大衣，而另一个陪她们走到一张长沙发前，在那儿第三个来问她们是否要什么吃的或喝的。两人都仅仅点了咖啡，不要别的。候机厅工作人员以羡慕的眼光盯着她们的衣物。衣帽间的服务员用她的手抚摸着她们的裘皮衣物丝一样的质地，突然想起她的祖先可能是以跟她现在对这两位所感觉到的同样程度的羡慕之情来看待沙皇贵族的。她们豪华而孤立地坐在那儿，一边啜着她们的咖啡，一边透过板玻璃窗盯着外面停放着的客机，只有她们的警卫员遥远地陪伴着她们。

玛丽姬·伊万诺芙娜·格拉西莫娃实际上不是爱沙尼亚人，虽然五十年前她出生在那儿。她的家庭完全是由俄罗斯族人组成的，既然这个波罗的海边的小国家在沙皇统治时就一直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仅仅后来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才经历了一次短暂的“解放”——那些捣乱分子是这样叫的，在这段时间，爱沙尼亚民族主义者并没有让俄罗斯族人过太宽心愉快的生活。她对塔林最早的童年时期的记忆并不都是那么愉快，但跟所有的孩子一样，她交了些一生受惠的挚友。他们甚至接受了她同一个年青党务人员的婚姻，而他，出乎每个人——特别是她的意料——上升到指挥那最招憎恨的苏联政府机关。更糟的是，他靠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及其组织而发迹。她童年时的友谊能承受这个事实是她智慧的见证。五六个人因她的调解被饶恕了在劳改营的徒刑，或者是从一个严密的看守地转送到一个较松散的地方。因为她的影响，她朋友的孩子们上了大学。那些儿时奚落过她的俄罗斯名字的人境遇却没这么好，虽然她也帮了点他们中的一个，足够显得宽宏大度了。这样的行为足够能保持她在小小的塔林城郊的那一部分家产，尽管她老早就移居莫斯科。她的丈夫只有一次陪她回她童年的家乡这事实也管用。她不是一个邪恶的人，而仅仅是一个施用替人蒙难助慈悲心的人，就象另一个时代中一个公主可能做的那样，随心所欲但极少心怀恶意。她的脸上有那种符合这种形象的皇家般泰然自若的表情。二十五年前就是美丽的追求对象，她现在仍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如果说有点更加严肃的话，作为她丈夫的官方身份的一个辅助部分，她不得不在这场游戏中扮演她的角色——当然不象一个西方政治家的妻子那样，但她的所作所为必须合乎体统。这种习惯使她现在处于很好的地位。那些关注她的人绝对没有可能猜透她的思想。

她不知出了什么事，只知道事情极其严重。她的丈夫告诉她在一特定的时间到一特定的地点，不要问他任何问题，而只要许诺她将准确地按他说的办，不管后果如何。这个命令，在他们的厨房的水龙头大开时用一种轻声的、毫无感情的单一声调讲给她的，是自从一九四一年德国坦克随随地闯入塔林以来她所听到的最吓人的声音。不过德国占领期留下的一项遗产是她知道生存是多么的重要。

她的女儿一点儿也不知道她们在干什么。不能仰仗她的反应。卡特琳不象她母亲，在她的一生中从来不知什么是危险，仅仅遇到过罕见的不便之时。他们唯一的孩子正在莫斯科国立大学读一年级，她在那儿攻读经济学专业，跟一群类似重要人物的类似重要的孩子们来往，所有的父母至少都是部长级。她已经是一个党员——十八岁是可批准加入的最小年龄——她也扮演着她的角色。前一年秋天她同一些同学一起下乡，帮助收割小麦，主要是为了一幅刊登在《共青团真理报》第二版上的照片。并不是她喜欢这事，但是莫斯科的新规定“鼓励”有权人物的孩子至少看起来在做他们应承担的那份工作。这还可能更糟。她经历这事回来时有了一个新的男朋友，而她的母亲不知他们是否亲热过，或者那青年被警卫员和得知她的父亲是谁而吓住了？或者他把她看成进克格勃的一个机会？或者他是一个属于新一代对任何事情毫不关心的人？她的女儿就是这种人。党是你加入来保障你的地位的，而她父亲的职位为她寻找一个舒适的工作提供了捷径。她沉默寡言，坐在她母亲身旁，读着一本现在苏联销售的西德时装杂志，决定着她想穿哪种新式西方时装去上学。她还得学，她的母亲想到，记起十八岁时世界是一个地平线时远时近的地方，全看一个人的情绪。

大约在她们喝完咖啡的时候，呼叫了她们的航班。她们等着。没有她们飞机是不会离开的。终于，当最后一次召集发出时，服务员带来她们的大衣和帽子，另外一个领着她们和她们的警卫员下楼到她们的轿车上。其他乘客已经坐公共汽车上了飞机——俄国人还没有完全发明航空旅客桥——当她们的车到达后，她们能直接走上扶梯。空中小姐十分讲究地把她们带到前舱中的一等舱位上。当然它们不叫一等舱，但这些座椅要宽一些，它们前面有更大的腿部活动余地，而且它们是专用的。这架客机于莫斯科时间十点起飞，第一站停到列宁格勒，然后飞赴塔林，刚过一点就在那儿降落了。

“这么说，上校，你带有你的关于审讯对象活动的总结？”格拉西莫夫很随便地问道。他看起来心中有事，瓦吐丁立即注意到。他应该是更感兴趣的，特别是在仅仅一小时之后有一次政治局会议。

“为这个案子将会写很多书出来，主席同志。费利托夫曾有权接近我们几乎所有的国防机密。他甚至帮助制定国防政策。我需要二十页纸，仅仅用来总结他所干的事。完整的审讯将需用几个月的时间。”

“速度不如透彻重要，”格拉西莫夫随口说道。

瓦吐丁没作反应，“随您的便，主席同志。”

“请你原谅，政治局今天上午要开会。”

瓦吐丁上校立正，向后转，然后离开了。他在接待室里看见了葛洛甫科。他俩只是一般的熟人。他们在克格勃军官学校时差一年级，而他们的事业都按大约同样的进展向上升。

“葛洛甫科上校，”主席的秘书说道：“主席必须现在离开，建议你明天上午十点再来。”

“但是……”

“他现在就走。”秘书说道。

“好吧，”葛洛甫科答复道并站了起来。他同瓦吐丁一起离开了那房间。

“主席得忙，”在出去的路上瓦吐丁评论道。

“我们不都很忙？”门关上之后另一个答道：“我以为他要这个。我四点就到这儿来写这该死的报告！噢，我想我要吃点早饭。‘二局’情况如何，克列门蒂·弗拉基米尔罗维奇？”

“也很忙——人民不是花钱雇我们来坐卧不动的。”他也很早就来完成他的文书工作，他的肚子也在咕咕作响。

“你一定也很饿了。愿跟我一起吃早饭吗？”

瓦吐丁点点头，两人都开始走向食堂。高级军官——上校及以上的军官——有一个分开的餐厅并且由穿白衣的服务员侍候。这间餐厅从来不空。克格勃二十四小时上班，零碎的日程促成了不规则的就按时间。另外，食物都很不错，特别是高级军官的食品。餐厅很安静。当人们在这儿谈话时，即使他们在谈论体育，他们都用耳语低声。

“你现在不是配属于武器谈判吗？”瓦吐丁问道，一边喝着他的茶。

“是的——象照看幼儿一样照顾外交家。你可知道，美国人以为我是格鲁乌。”葛洛甫科扬起他的眉毛，一方面是取笑美国人，一方面是向他不同届的同学显示他的伪装是多么重要。

“真的？”瓦吐丁感到惊奇，“我总以为他们消息更灵通……至少……喔……”他耸耸肩以示他不能谈得更深。我也有我不能谈论的事情，谢尔盖·尼古拉也维奇。

“我想主席的头脑是让政治局会议给占据了。风传……”

“他还没有准备好，”瓦吐丁以一个知情者沉静的自信口吻说道。

“你肯定？”

“相当肯定。”

“你是什么立场？”葛洛甫科问道。

“你是什么立场？”瓦吐丁回复道。两人相互交换了一下逗趣的眼光，然后葛洛甫科变得严肃起来。

“纳尔莫诺夫需要一次机会。武器协议——如果外交家们一旦伸出手来签署生效——对我们将是一件好事情。”

“你真的这么想？”其实瓦吐丁一窍不通。

“是的，我是这样想。我不得不成为双方阵营的武器专家。我知道我们有什么，我也知道他们有什么。足够就是足够。一旦人已经死去，你不必一再射击他。有更好的花钱方法。有好多事情需要改变。”

“说这话你应该当心些，”瓦吐丁告诫道。葛洛甫科走的地方太多了。他见过西方，并且很多克格勃回来后大讲各种奇迹——要是苏联能作这个，那个，或其他什么事情……瓦吐丁感到了这种说法的真实性，但天生是一个更谨慎的人。他是一个“二”字号的人，要寻找危险，而葛洛甫科，第一管理局的人，要寻求机会。

“难道我们不是捍卫者吗？如果我们不能说话，谁能？”葛洛甫科说道，然后收了回去，“当然要小心谨慎，随时随刻在党的指导下——不过甚至党也看到需要改变。”他们不得不同意这点。每一家苏联报纸都宣告需要找出一条新路，而每一篇这样的文章都必须经过某个重要而政治上纯正的人物的批准。党从来没有错，两人都知道，但是它确实经常改变它集体的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