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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部分（第2页）

“我知道，尔文。我知道他们是美国人和英国人，但我能说的就只有这些了。”

“我欠他们一条命。我要怎样才能报答这份救命之恩？”

“我的朋友，那是他们的职责。”

“也许吧。但我的一条命是他们救的，还有我的员工。我觉得自己欠了他们一份恩情。

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让我为他们做点什么？“

“我不知道。”乔治·温斯顿承认道。

“你能帮我个忙吗？如果你‘认得他们，你能帮我想个办法吗？他们有没有小孩？我可以帮他们出教育经费，设立一笔基金或是什么的，这样可以吗？”

“大概不行。尔文，但我可以想想办法。”部长说道，一边就把这件事记在笔记上。这件事对于某些负责机密保安的人来说还真是伤脑筋，但总会有办法的。也许透过某个在华府的法律事务所，可以找出某个两全其美的方法。“上流社会的良知”毕竟还没有完全泯灭。

“所以，老兄，你确定你还好吧？”

“感谢他们，乔治，我很好。”

“太好了，真高兴能听到你的声音，老兄。下次我到欧洲时再见了。”

“没问题，乔治。再见，祝你一切顺利。”

“你也是。再见。”温斯顿挂断电话，随即按下电话上的另一个按键，他得马上确认这件事。“玛莉，请帮我接中情局的艾德·弗利？”

第十章　挖掘者

波卜夫很久没做这种事了，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忘得一乾二净。他的雇主比其他政客更常在一些歌功颂德的文章中被提到━━波卜夫心想：这是因为他为祖国和世界做了许多重要的事吧━━但这些文章大多著重在事业方面，偏好谈论他的财富和影响力，但却无法让波卜夫对他有更深入的了解。除了知道他曾经离过婚之外，波卜夫对他雇主的私生活几乎是一无所知。真可惜，从照片和相关资料看来，他的前妻似乎才貌兼具。也许两个绝顶聪明的人反而不适合在一起，波卜夫心想，如果真是如此，那么那个女人就太不幸了。也许大部份的美国男性都不喜欢跟比自己聪明的女性共处在一个屋檐下吧。对男性来说，聪明的女性具有威胁性，而且软弱的男人往往会因此而感到困扰不已。

他实在无法把此人与恐怖份子或恐怖行动联想在一起。根据《纽约时报》的报导，他本人不曾遭遇过任何攻击，也不曾被人抢过。当然，这类事情并不一定会成为新闻，也许他遇过类似事件，只是没被报导出来罢了。但是如果此一事件已重大到足以改变他的一生，那就应该会为人所知才对。

很有可能，波卜夫几乎可以如此确定。但是对于一名专业的情报员来说，几乎是个令人困扰的字眼。他的雇主是生意人，在科学领域和企业经营方面都算是个中翘楚，而且投注了相当多的热情在自己的工作上。波卜夫看过许多张他与其他女人参加慈善或社交宴会时所拍的照片；这些女人很少重复。毫无疑问的，她们都是好女人，就像墙上的战利品般地供他玩赏，而他则同时还不停地在寻找下一个目标。波卜夫不禁怀疑自己到底是在为什么样的人工作？

波卜夫必须承认他真的不了解他的雇主；这让他感到十分困扰，因为他的生命正掌握在他不了解的人手中。不了解，就无法评估他可能遇到的实际风险有多大。万一别人发现他们的目的，找到并逮捕他的雇主，那么他也将连带面临犯下重罪、遭到逮捕的险境。这名前国安会的成员心想：当他把最后的期刊交给管理员之后，有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他总是随身带著一个整理好的行李袋，以及两张伪造的证件；一旦发现苗头不对，就可以尽快赶到国际机场并搭上飞往欧洲的班机。他在欧洲存有一大笔钱，够他舒舒服服地过几年好日子；如果能找到一位优秀的投资顾问，他的好日子可能还会更久一些。对于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来说，消失并不是一件难事。他走在第五大道上，告诉自己：我需要的不过是十五到二十分钟的预警时间罢了……。不过，他如何能确定是否有这些预警时间呢？

比尔·陶尼观察到德国警方的工作效率一如往常地高。六名恐怖份子的身份在四十八小时内已全部获得辨识，而警方在继续对他们的亲朋好友和邻居进行详细盘查的同时，也把手中已经掌握到的不少资料交给了奥地利相关当局，接著再转交给驻维也纳的英国大使馆，最后转到赫里福。整份资料包括了一张照片以及佛胥纳与多特蒙这两人的房子蓝图；陶尼注意到这两个人的其中一人是个才华平凡的画家。报告中指称他们在当地的画廊展售画作，但画上的签名全用假名。陶尼一边翻阅一边想道：也许这些画作现在更值钱了。那两人有一部电脑，但存在里面的档案却没什么用处。德国警方认为他们其中的一人━━也许是佛胥纳━━曾经写过一些长篇的政论文章，因此将文章附在资料当中，但还没有译成英文。陶尼心想：也许贝娄博士会想看看这些文章。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值得注意的东西了：书籍大部份是有关政治的，几乎都是由前东德所印行和出版；一部很棒的电视和立体音响。以及许多古典音乐唱片和CD；一辆不错的中产阶级房车，保养得还不错；还有就是他们以假名“齐格飞和汉娜·柯伯”在当地保险公司投保的相关文件。他们与邻居的往来并不密切，大部份时间都是深居简出，人们对他们的印象就只是生活规律，没有其他的评论。陶尼心想：他们就像是被压紧的弹簧……在等待著什么……？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放弃计画？德国警方对此并没有任何解释。一位邻居指称，在数星期前曾有人开车来拜访他们，但是没有人知道来访者是谁，以及为何而来。虽然根据警方的调查，车子可能是白色德国车，但却没有人注意到车子的车牌号码和车型。陶尼无法判断此一线索的重要性有多高，这个人可能是而来购买画作的买主，或是保险经纪人，也可能是让他们脱离伪装生活、回复左翼恐怖份子身份的关键人物。

就目前仅有的资料来看，就算是陶尼这样的资深情报员也难以得到任何结论。陶尼交待秘书把佛胥纳的文章拿去翻译，再由他自己和贝娄博士一起来分析文章的内容；这是他现在唯一能做的事。肯定是有某种原因将这两名德国恐怖份子从长期的潜伏休眠状态中唤醒，但究竟是什么呢？德国警方也许可以轻易地归结出一个粗略的答案，但他可不这么想。在这个警方善于追踪的国家中，佛胥纳和多特蒙却能不被发现，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定是某个他们信任的熟人说服他们出来执行这次的行动；不管此人是谁，他既然知道如何与佛胥纳和多特蒙接触，就表示一定有某种形式的恐怖组织网络在其中运作。德国方面也料到这点，因此在初步报告中就建议由线人作进一步的调查，不过成功与否则尚未可知。陶尼曾经花了好几年的工夫渗透爱尔兰的恐怖组织，并且获得些许成功━━在当时失败连连的情况下，他的成就多少被夸大了。但是在恐怖份子的世界中，达尔文的物竞天择说的确是不变的法则，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在警方近三十年的追捕下，能够幸存的恐怖份子无疑是相当精明的，其中最优秀的人还曾在莫斯科接受过国安会的训练……陶尼怀疑，这是否也是调查的方向？虽然新的俄罗斯政府相当合作，但在恐怖活动方面却毫不让步━━可能是俄国人羞于以前的恶行劣迹，或是真如俄国人常说的，档案记录都被销毁了？对于这个说法，陶尼嗤之以鼻，因为苏联曾经创造出世上最可观的官僚组织，不可能轻易销毁档案。无论如何，寻求俄国方面的合作不是他所能决定的，他也许可以写报告呈报上级，然而他的要求一定会被外交部的一些高级官员打回票。不过，他还是决定试试看，让自己有些事情可做，也让那些长官知道自己还活著，并且有在做事。

陶尼将所有资料，包括他整理出来的一些重点，全部放进公文夹中，开始动手写那份不可能有下文的报告。他目前只能确定的确有某个恐怖组织存在，并且有某个人拥有接近这个声名狼藉的情报王国的管道。也许德国方面会查到更多线索，也许迟早会有其他的资料出现在他的桌上。如果真能如此，那么约翰·克拉克和亚利司特·史丹利不知是否能够发起一次对付这个恐怖组织的行动？不，这应该是一个国家或相关警察单位的工作，没有人有能力把所有事都揽在自己身上；法国的卡洛斯事件就是最佳的证明。

伊利奇·拉米瑞·桑契士心情郁闷，但是宋特监狱的牢房本来就不是设计来取悦人的，所以他实在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他曾经是世界上最顶尖的恐怖份子，杀人对他来说就像是捏死一只苍蝇般容易。曾经有大批警察和情报人员动员起来追捕他，而他却在前东欧的安全藏匿地点嘲笑他们的无能。他阅读报上对他的臆测以及前苏联国安会的档案文件，知道了有哪些国家在计画抓他……直到东欧垮了，他的革命事业才开始走下坡。此时，他选择在非洲的苏丹共和国落脚，谨慎地考虑自己的处境及未来方向，最后决定去作整容手术，于是他找上一位他认为值得信赖的医生。手术必须进行全身麻醉━━但他醒来时，却发现自己在一架法国客机上，而且被绑在担架上，动弹不得。有人用法语对他说：早安，豺狼先生，脸上露出微笑，彷佛他刚用绳索套住一只凶猛的老虎，正得意不已呢！最后他以在一九七五年谋杀一名线人和两名法国反情报人员的罪名受审；他自认自己的辩护精彩动人，并且自封为“专业的革命份子”。

然而不幸的是，他是以刑事罪犯的身份受审，彷佛他的所作所为并不曾造成任何政治性影响。他试图扭转审判方向，但是检察官并不放手，甚至在结辩时语带鄙视之意━━或者更糟，因为检察官提出充份的证据，所以连鄙视的言语都可以省下。桑契士试图维持自己的高傲姿态，装出一副无动于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