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杂种!”他怒不可遏地喊起来,声音哽住了,“你凭什么……”
卫兵对着老人的脸哈哈大笑。安东尼奥向前迈了一步,轻轻地拉住老人。老人泪流满面,但仍然怒不可遏,作势要打人。这种愤怒只会招致法国卫兵更多的羞辱,这样做并没有好处。那些宝贵的西班牙土壤被卫兵践踏在靴底,他们又将老人往后推搡了一步。如果老人不再制造麻烦,他很快就可以进入法兰西了。
卫兵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安东尼奥,其中一个抓住了他来复枪的枪把。这是个挑衅的姿势,非常无理,因为路边一堆堆丢弃的武器已经明示,流亡者必须放弃所有武器才能进入法国,几乎不需再说。安东尼奥一言不发地将来复枪交给了卫兵。
“为什么我们应该交出武器?”维克多低声吐了口唾沫。
“因为别无选择。”安东尼奥说。
“但他们为什么强迫我们?”
“他们害怕。”安东尼奥说。
“害怕什么?”维克多难以置信地喊起来,扫视着周围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有些人身上压着残存的重负,腰身弓得像只巨大的蜗牛。所有人都疲惫不堪地垂着头。
“他们怎么会怕我们?”
“他们担心放进去一批武装分子,蔓延到整个国家……”
“真是个疯狂的想法……”
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然而两人知道,在四分五裂、混乱不堪的民兵组织中的确有一些激进者。那些希望受到欢迎的人只会失望。国际纵队在西班牙的出现,让这些西班牙人以为自己会在任何地方得到外国人的支持,但他们想错了。国境戍兵冰冷而残酷的态度扫除了他们心底残存的希望。
过了边境岗哨,道路蜿蜒到了海边。海岸荒无人烟,遍地巨石,空气比他们祖国的更加尖锐而冰冷。不过有一段路是下坡路,让人轻松。人群的移动看上去十分机械。法国警察负责监护他们,却十分不耐烦。
“我真想知道,他们要把我们带到哪儿去。”
安东尼奥自言自语。有传言说,法国人虽然不愿让难民进入法兰西,但已经为他们准备了暂住的地方。在冰冷的空气中拖泥带水地走了这么久,有个地方休息一下令人如释重负。
人群向大海走去,湿气刺透了骨缝。维克多没有回答朋友的话,只是默默地向前走。他们快要冻麻木了,对面前的一切几乎失去了反应。
安东尼奥本以为会走向陆地,远离这片残忍的海岸,但警察很快带着他们朝广阔的海滩径直走去。面前是一望无垠的黄沙,看到用带刺的铁丝网围起来的大院子,难民们并未马上意识到这就是目的地。这显然是牲口圈,而不是人类的住所。有些地方,围栏甚至延伸到了大海里!
“不是想让我们在这儿住吧……”维克多说出了不能言说的东西。他望着那排肤色黝黑的士兵,他们正用钝重的来复枪指挥人们走进围栏内的大院子。
“我们离开了摩尔人,又遇到了这帮人渣!圣母马利亚……”
安东尼奥察觉朋友的怒火正在升腾。法国人让塞内加尔部队来为西班牙流亡者维持秩序,他也感到恶心。这支部队中的很多人都亲历了佛朗哥手下摩尔人士兵的残忍对待——那是法西斯部队中最残忍的一支。现在在这些黑色的面孔上,人们却看到了同样冷酷的表情。
法国兵根本不听人们渴望团聚的请求,将难民根据数字而非仁爱的规则分开。他们只想将这一大群难民高效地分成一个个小组,而严格按照编号划分是唯一有利于控制的途径。法国人害怕边陲小镇充斥着难民,这种担心并非毫无根据。圣西普里安镇的人口本来只有一千多,但人们很快发现这里成了两万五千多名陌生人的家。这座小镇只能为难民提供海边辽阔的荒地:海滩。科特韦梅勒(意为“朱红海岸”。)沿线的其他小镇也都如此,例如阿热莱斯、巴卡莱斯和塞普方兹为难民找到的住所都在黄沙之上。
条件十分恶劣。难民们住在用木桩和毯子临时搭建成的帐篷里,根本无法抵挡风雨雷电的袭击。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海滩在暴风骤雨中变得混乱而糟糕。安东尼奥每天晚上都自愿守卫一个小时,否则人们在睡觉时会被埋在黄沙和狂风卷起的灰土里,老弱病残身上堆起了小土堆。在这片凄凉的荒地上,沙子迷住了眼睛,进入鼻孔、嘴巴和耳朵里。人们吃着沙子,呼吸着沙子,被沙子遮住视线,这种残酷的生存条件简直让人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