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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法”。20世纪80年代，苏联开始着手改革，调整了经济结构，实行了开放政策，并且在政治权力的行使中建立了透明化。1991年，正是在这一双重努力的过程中，苏联和平解体，一党专政的政治秩序变成了民主政治，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20世纪90年代早期，西方专家建议从前的共产主义国家都用大爆炸来进入市场，流露出了“柏林墙倒塌”带来的一点点必胜信念。这些谋士们通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讲话，建议立即解除所有对价格的束缚，并且把国有资产折价变卖给私有机构。他们预计，经济在短暂停滞之后会迅速恢复。真实情况恰恰相反，生产下滑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物价上涨演变成了通货膨胀。

俄罗斯认为所谓的苏联权贵阶层攫取了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他们可以很轻易地把私有化的国有资产归为己有。犯罪组织形成的速度比政府控制能力发展得要快。俄罗斯的国有资产抛售得太快，新富阶层和其余贫困人群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极端组织支持的民间团体与这个国家性急的专制领导者之间的关系越发紧张，更不用说他们与新贵富豪的对抗。很难分析究竟什么事没发生，但是通过与中国和印度的对比可以看出，俄罗斯缺少了解现代经济学的领导人，也缺少为了消费能逐渐跟上工作节奏的人民。俄罗斯的法律制度也无法控制暴徒和不法分子，这些人可以利用国家过渡政府的软弱无力。还有另一个问题困扰着俄罗斯。与中国、印度和美国等人口众多的国家不同，俄罗斯每年都会惊人地损失50万人口。也就是说，15年后，俄罗斯将从世界的第九大国家跌至第十五或十六位，人口规模向土耳其靠近。

在这一点上，存在一个问题，俄罗斯的发展之箭是否会落入资本主义的箭袋。在旧东欧阵营的国家之中，恢复主权也经历过人口下降，最终通向了政治秩序民主化以及撤除旧计划经济的双重努力。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在这两方面都已获得了更多的成功经验，不过，它们的邻居保加利亚仍被评为2008年世界最腐败的国家。俄罗斯享受着石油出口国的影响力，事实上，它在某些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也控制了欧盟。但是开采自然资源在许多地方仍是令人难堪的发展。这些收入会减少领导人获得的民众支持，而且这样的“快速致富”鼓励人们延缓了建立强大经济需要完成的艰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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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节

英国留给印度的复杂遗产

印度的发展比中国慢一些，但是比东欧经济要大有可为得多。印度充满活力的政治和精神生活可能比中国的威权体制还有更多优点。印度在独立前的300年，曾是英国占领的殖民地，是资本主义的拓荒人——而且鉴于其文化、人口、面积、纺织制造和战略位置，印度不是一般的殖民地，而是独一无二的重要的殖民地。17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从印度带回印花棉布和条纹棉布。这些色彩斑斓的棉织品在英国人的世界一炮而红，他们用棉织品装饰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窗户，或者用色彩明快的布料点缀他们的长沙发。在印花棉布热潮的鼎盛时期，东印度公司曾把佩斯利涡旋花纹等英国人喜爱的图案样式带给印度织工仿制。很快，英国的布料生产商开始调集他们的政治影响力，通过法律来减少这些进口布料慢慢地渗入国内市场。英国开始限制印度的工业化，而印度的布料自希罗多德时代就闻名于世。东印度公司不再购买成品布，转而为英国的布料生产进口原材料。印度的布料生产商把自己圈定在就近的、引不起英国人兴趣的市场里。0米0花0书0库0 ；www。7mihua。com

这个故事在某种意义上沉重地承载着印度的殖民历史。印度曾依附于英国这个经济大国，在公共工程上接受过英国数百万英镑的支援，但是这些工程指向的是帝国的利益，而不是印度本身。1830年后，英国官员开始推动贸易领域的生产。19世纪中期，他们开始为许多英国官员修建办公楼和住所，并且修筑了运河、公路、灯塔、邮政、电报线路和灌溉项目。在印度铺设铁路成为英国巩固政治和军事统治的关键。1860~1920年的60年间，英国工程师年复一年地修建了近600英里铁路。到1900年，印度拥有世界第四大铁路系统。

英国把这项投资看作是一次伟大的文明成就，印度人为此应心存感激。维多利亚女王宣布她的王国希望刺激印度和平的产业时，曾明确说过，“他们的满足感（是）我们的安全感，他们的感激之情是我们最好的回报”。但是印度人民的穷困以及他们的劳动果实堆放在英国货轮的甲板上的景象鼓舞了几个核心的批评家和活动家。达达艾纳奥罗吉（DadabhaiNaoroji）是其中之一，他是第一个在英国议会赢得席位的印度人，他希冀通过议会让英国人理解他们对印度的专制政权。他说，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印度正在为“食人的帝国经济”而流血。纳奥罗吉是一名天才数学家，他使用统计数据证明了他所述的情况，据他估计，英国从印度获得了2亿英镑的收益，如果以卢比计算，印度的人均收入是20卢比，而英国的人均收入是450卢比。英国对此的反应是就此问题成立了一个研究委员会，这是典型的拖延战术。1885年，纳奥罗吉参与创建了印度国民大会党（IndianNationalCongres，简称国大党）。他还成了年轻崇拜者玛哈特玛甘地（MahatmaGandhi）的导师。起初，印度国大党只是在英国的制度范围内进行改革，后来它发起了反殖民主义运动，最终使印度在1947年获得了独立。

以资本主义历史的角度来看，印度的批评家之所以重要有两个原因。他们敏锐地察觉到，英国官员把经济学视为和物理学一样的自然体系，而不是人类为了自身目的创造的社会制度。他们坚持经济是自然的，这种说法在政治上很有用，可以减少人们对经济运行方式的责骂，就像诅咒雨云一样了无意义。相反，如果把市场看成是社会形态和制度，爱国的印度改革者就可以合理地鼓动变革。如果印度人跳出了英国殖民者的思维定势，他们就会遗弃杜撰谎言的思想基础，不再认为支配经济关系的自然法则有多么重要。他们需要明白的是，印度集成了全球经济范围内的原材料生产商，为什么还会一贫如洗。

第41节

更重要的是，印度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总是预先批评印度的领导人，在印度独立后，他们尽可能地甩脱了以西欧和美国为中心的全球贸易。他们转向发展家庭手工业、手工艺品、合作银行和信用社，这些构成了传统的农村群体经济的基础，而大多数印度人都生活在这些群体里。即使是现在，与全球有联系的企业也只雇用了7％的印度工人。20世纪40年代后期，西方世界爬上了它经济扩张最伟大的巅峰，同时，印度和中国的领导人正在精心设计自给自足的经济，来匹配它们新的政治自治。印度的政治是社会主义的，是民主的，中国的政治是共产主义的，是威权的。或许同样重要的是，印度保持着与西方的智力接触，而中国尽可能地隔离了西方的影响。大多数受过教育的印度人仍然会讲英语；而随着改革开放前那一辈的精英上了岁数，会讲英语的中国人都老了。

1820年，中国和印度的产出占世界总产出的近一半，这一事实很好地提醒了我们，这两个国家曾有过多么辉煌的过去。与同一时代场景下的许多新兴市场不同，这两个国家的历史积淀比许多西方国家还要浑厚，作为印度人或中国人，它们的人民有着非常强烈的认同感。它们的文化传统根深蒂固，从不会随风飘摇，但它们也同样背负着过去的重担。印度社会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种姓，继承的身份长久以来一直界定了特权，并且指定了行为和职业。

根据文字记载，印度存在上百个种姓，如果按层级结构排列，贱民构成了印度人口的16％。最高的种姓是婆罗门，它的名称用英语解释是指“非常有教养或有知识的人”，如“波士顿的婆罗门”。1973年，一辆载着86名乘客的巴士被困在新德里西南部的洪水中。一个过路人把绳子的一端拴在一辆卡车上，并牵着另一端涉水走到巴士前，要求乘客拉着绳子自己走到安全的地方。但是因为乘客属于两个不同的种姓，所以他们拒绝使用同一根绳子，宁愿待在原地，结果这辆巴士被冲走了。资本主义鲜为人知的特征是它对这样的区分没什么耐心。比如，内战后，美国南方的经济一直停滞不前，部分原因是法律制度要求在公共场所隔离非洲裔美国人。

印度宪法宣布基于种姓的歧视是违法的，而且这种歧视现在在城市里基本上已经消失了。然而直到2008年仍然会发生这样的事，一个女孩收到了一个不同种姓的15岁男孩的情书，她的亲戚公开羞辱了少年后，把他推到了一辆火车前。很奇怪，印度的政坛持续保留着种姓制度的痕迹，种姓仍代表着利益集团。2008年，印度最大的北方邦选举出的领导人是一位贱民女性，这震惊了全国。库马里玛亚瓦提（KumariMayawati）组建了一个联盟，吸引了种姓制度各阶层的选民。方便的组织原则、基于种姓的政治推动了赞助行为，而这些行为逐渐破坏了基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提升的功绩。

新独立的印度虽然有民主的开端，但在1947年，它还是历经了一场印度教和穆斯林人口的血腥分离。大暴力致使穆斯林人口大批离去，他们从印度搬去了巴基斯坦，再去到孟加拉国。但这次分离并不彻底。今天，居住在印度的穆斯林人口数量仍排世界第三，所以像2008年孟买恐怖袭击这样的暴力冲突时有发生。一些专家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得不错，就匆忙下结论，说威权主义和资本主义可以友好相处。他们说，共产党的铁腕保证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平稳过渡。而在印度，党派政治总是做无用功，干扰了局势的稳定。另一些人急忙指出了民主带来的优越环境，不过，印度的政治还远远达不到令人钦佩的地步。2008年，印度议会的522名议员中，120人面临着刑事指控。

强大的国大党自独立以来一直统治着印度，现在它必须把脆弱的联盟联合起来，才能实现完全的统治。因为印度议会会议喧闹且难以驾驭，所以亟须改革的切肤之痛越来越明显。更有趣的问题或许是资本主义是否具有力量创造潮流，把发展中国家更多地推向参与式的民主政治。这些力量可能是私人决策、更顺畅的市场沟通、创新的推广以及消费者口味的满足。中国台湾和韩国都从威权政治走向了民主。新加坡是这一命题绝好的试验，因为它的法律很严厉，经济进步又很明显。

第42节印度的现代主义者

印度的现代主义者

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Singh）是该国新繁荣的建筑师，1991年，辛格成为印度的财政部长，他开始指导印度经济朝着新方向航行。辛格是锡克教教徒，他利用严重的金融危机剥离了印度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他使公众公司私有化，邀请外国投资，并且刺激进出口。最重要的是，他废除了许可证制度（LicenseRaj），这个精心设计的制度使企业在繁文缛节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1947年，潘迪特尼赫鲁开始实行许可证制度，他设立了规划委员会，负责通过苏联式的五年计划来管理经济。2004年，辛格成为印度总理。他虽然是温和的知识分子，但在工人阶级中也建立了权力基础，这些工人和农村地区大部分失业的贫困人群是有区别的。。tenluo

大多数美国人注意到全球市场中的印度，是因为他们打电话向电脑公司寻求技术支持时，总会听到带有英式口音的印度声调。20世纪90年代，美国公司抓住这个机会，把它们的客户服务外包给了印度，因为印度有庞大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人口，他们会讲英语，工资又低。美国和英国的银行还外包了它们的行政工作。服务外包有别于把工厂迁往有廉价劳动力的地方，它始于20年前，从那时起，纽约城市银行把他们的日常交易记录航空邮寄到爱尔兰，那里另一群受过良好教育、讲英语又低薪的工人将这些记录处理完后再迅速寄回。因为美国公司把它们的“后台”工作发派给了印度，所以欧洲公司的数字运算和簿记工作只能指望东欧国家了。而现在的新动向是，印度的支持专家开始雇用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帮助他们争夺高端的技术服务工作。印度人想沿着白领阶梯向上攀爬。

这些呼叫中心对于印度的价值可以从这些工作在印度经济服务领域中的优势中获知。在印度，农民数量稳步减少到了人口的24％，同时，服务业从业人员的人口占比增长到了50％。相比之下，中国产业工人在总人口中的占比近50％，是实实在在的世界工厂。每个国家都找到了自己在全球市场上的比较优势。而它们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恰好反映了这种差异。中国只有1％的人有大专以上的学历，而印度这个比例是3％，这对于想成为世界领导者的国家来说都极其的低。这两个国家人才流失的现象非常严重，因为一批有才华的年轻人在国外找到了更好的工作。印度培育了大批的软件工程师，其中很多都移民去了美国。随着国内经济明显地繁荣和发展，一部人会回国投身于伟大的国家建设，开始构建与本国历史相当的经济。而且他们常常能带回新技能和新资本。

印度11亿人口中，有23生活在农村地区，不过和中国一样，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在农村工厂工作。20世纪70、80年代，亚洲的农业生产发生了巨变，但仍有14的人口，约2。15亿人生活在丧失体面的贫困中。从不同的角度来看，65％的印度人依靠农业生活，但他们对印度GDP的贡献还不到18％。和许多第三世界的国家一样，因为独立，印度人口的增长速度一直在加快。尽管英国人自己的农业部门表现抢眼，但他们在印度的农业改进上投入却很少。20世纪60年代，印度的生育率开始下降前，霍乱、天花和疟疾的消失延长了印度人的寿命，增加的人口消耗掉了20世纪50年代的所有经济增长。为了应对僧多粥少的新马尔萨斯危机，西方援助组织开始摸索避免饥荒的速成方案。

美国新政前的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HenryWallace）说服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从拉丁美洲开始救助饥民。洛克菲勒基金会参与了进来，在墨西哥建立了国际玉米和小麦改良中心（InternationalCenterforMaizeandWheatImprovement，简称ICMW），在菲律宾建立了国际水稻研究所（InternationalRiceResearchInstitute，简称IRRI）。他们依靠遗传学家的技能开发出了新品种的水稻、小麦和玉米，这些新品种的作物可以施新肥料，种植期也短，而且植株粗壮的茎能承托起更重的穗子。诺曼博洛格（NormanBorlaug）和华莱士一样，是一名来自爱荷华州农场的男孩，他在提高小麦和玉米产量方面实践经验丰富，他因改良的新品系的小麦和水稻而获得了诺贝尔奖。从1963年开始，福特、洛克菲勒和美国国际开发署（UnitedStatesAgencyforInternationalDe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