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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2页)

(2)周口店第1地点,第15地点及山顶洞的石器、骨器及动物遗骸。

(3)关于周口店发掘的工作记录、照片和文件等。

(4)安阳发现的狗及狼等哺乳动物。

(5)步达生教授及魏敦瑞的关于人类学的书及单行本等。

2.已经知道,在发掘周口店的工作中及创办了新生代研究室时跟中国地质调查所合作的北平协和医学院曾经请求盟军总部查询上列失物。随后一些属于项目(2)和(3)的标本被送还了,现在是在盟军总部自然资源组保管。中国代表团李济博士应中国经济部的要求,请对这些高度重要的科学标本作更进一步的查询。经过请求从C.I.E.组已发现物件的清单。附在后面的是这个清单的抄件。

3.为此请求盟军总部指示文物保管处的外国及杂项财产部把重新找到的周口店人类学的标本和中国猿人的研究记录交给代表中国代表团的李济博士。更请盟军总部对那些还未发现的物品继续作进一步的搜寻。

4.恳切希望你们对于这些请求加以注意。

中国代表团团长朱世明

1946年4月30日

很快,盟军总部与日方就劫掠中国物品问题,初步达成了如下几项协议:

1.“七·七”事变以后之劫掠品,有证据者即退还中国;

2.登记日本私人收藏目录以备检查;

3.已决定之事项为周口店遗物即时缴还代表团;

4.中央图书馆书籍即时预备送还。

然而,令人大失所望而又无可奈何的是,尽管李济先生在日本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对“北京人”前后共进行了五次寻找,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北京人”。

5月5日,带着一腔遗憾,李济先生离开了日本。

5月24日,李济给裴文中复了一封信,并附了一份《备忘录》和物品清单。李济的信全文如下:文中先生:

5月21日手示敬悉。弟于5月5日返国,因写报告各处信都未写。弟在东京找“北京人”前后约五次,结果还是没找到,但帝国大学所存之周口店石器与骨器已交出(弟已看过一遍,确是你们的东西),由盟军总部保管。弟离东京时,已将索取手续办理完毕。兹将致总部之《备忘录》抄奉,即可知其大概矣。一切详情容再谈。专此并颂撰安

弟济手启卅五.五.廿四

本来,此前裴文中曾致电在重庆的翁文灏,希望能随中国代表团亲自前往日本寻找“北京人”。但翁文灏不久回电说,国民政府已决定派考古学家李济随团赴日。所以,裴文中便给李济写去一封信,嘱他在东京寻找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向他们要回“北京人”的标本。李济从日本回国后,裴文中又迫不及待地给李济写去一信,询问在日本寻找“北京人”的情况。所以才有了李济的这封回信。

裴文中收到信不久,在北平见到了李济。当裴文中详细问及李济在日本寻找“北京人”的情况时,李济告诉裴文中说,在东京他曾通过中国驻日代表团要求盟军总部代找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向他们询问“北京人”的消息,但是盟军总部最后给他的回答是:长谷部言人已迁往乡间,住址不明;高井冬二可能在东京,但因住址不明,也查询不着。

裴文中听后颇感奇怪,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在日本是两个响当当的人物,既有知名度,又有详细地址,怎么会找不着呢?他认为这实在是不可能的事情,显然是美军总部欺骗了李济。

就在裴文中焦急地等待李济在日本寻找“北京人”的消息的同时,远在美国的魏敦瑞也十分关注中国此次去日本寻找“北京人”的情况。当得知李济先生从日本回国后,魏敦瑞博士马上催促美国方面,赶紧与中国取得联系。

1946年7月12日,裴文中收到了曾受美国国务院委托前往日本寻找“北京人”的美国著名地质学家怀特莫尔寄来的一封信:

尊敬的裴文中先生:

您大概已经收到了美国陆军当局在东京帝国大学找到的周口店的文件和标本。

在魏敦瑞博士的请求下我附上一张这些物件的清单。当去年冬天在东京的时候,我曾努力寻找中国猿人遗物的线索,但是不能这样做。

如果您对被日本人拿去的任何东西提供东京任何进一步的情况的话,我建议您和美国陆军中校善克联系。

你的亲爱的怀特莫尔

1946年7月12日

怀特莫尔曾在1945年从美国动身去日本寻找“北京人”之前,就由军邮转给裴文中一封信。

他在这封信中对裴文中说,他将奉命去日本东京盟军总部工作,同时又奉美国国务院之命和接受洛氏基金会的委托,在日本东京寻找“北京人”遗骨,要求裴文中为他提供一些有关“北京人”的消息。裴文中当即给他回信一封,信中告诉他说,他可以到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教研室找长谷部言人和地质教研室找高井冬二教授,他们二人是最后寻找“北京人”标本的负责人,他们可以供给他最后和最可靠的消息。但令人奇怪的是,裴文中去信后就没有收到怀特莫尔的回信,后来又去了两封信,还是没有收到怀特莫尔的回信,直到一年后的今天,才收到了怀特莫尔的这封来信?更令裴文中费解的是,怀特莫尔在信中说:“当去年冬天在东京的时候,我曾努力寻找中国猿人的遗骨的线索,但是不能这样做。”“但是不能这样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为什么不说他在东京的寻找没有成功,或者说他在东京的寻找失败了,而偏偏要说“他不能这样做”?很显然,怀特莫尔有其苦衷和难言之隐,那么这苦衷和难言之隐是什么?

按理说,怀特莫尔是盟军总部军事地质组的代理组长,并受美国国务院之命和洛氏基金会的委托,在日本寻找“北京人”不仅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完全可以做到畅通无阻!可为什么他又“不能这样做”呢?是谁,或者是什么原因迫使他“不能这样做”的呢?为什么开始让他专程去日本“做”,后来又“不能这样做”了呢?这一变化,说明了什么?

而且,怀特莫尔在信中对他在日本询问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的情况只字不提,这又是为什么?到底见没见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见着了,这两人对“北京人”的下落怎么说?若是没见着,为什么?难道也是像盟军总部回答李济一样,是“住址不明”吗?很显然,从寄来的清单来看,盟军总部已经从东京帝国大学索取到了许多有关“北京人”标本的研究材料,而要取得这些材料,就得找到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而找到了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北京人”的下落问题就应该会有一个说法,即使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避而不谈,怀特莫尔也非问个水落石出不可!但是,为什么怀特莫尔避而不谈有关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的一点情况,而只简单而含蓄说他“不能这样做”?怀特莫尔这句很微妙的话,想表达的究竟是什么意思?而这句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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