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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队在大山里与敌人周旋时,胜算并不多。当时正处于最危险的时期,敌军整合了几个师的兵力,如数压到了东部,想一举歼灭这股红色力量,不留后患。纵队不得不化为几个支队,分别在不同的地区牵制和迷惑敌人,尽量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这段时间大约持续了一年多,待战争的大局有所改变,敌军的主力部分南撤之后,前线的巨大压力才算得到了一点点舒缓。这以后纵队又有了战略和战术上的主动性,在山地和滨海荒原整个一片开阔的地域与敌人展开搏击,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占领了经济与战略要地,是海边小城的实际控制者。但是最艰难的岁月在这之前,即纵队在大山里活动的那个时期。当时首脑机关一度与前线部队分离,只有一个分队与部分领导驻扎在海边荒原上,这里无边的林野和错综复杂的沙丘链、间杂在其中的海边村落,也就成为最好的生息地。
机关上的领导人大部分时间并不在一起活动,他们要分别去各自分管的区域,都有相当繁忙和危险的工作要做。警卫首长的小分队是一帮忠精顽强的青年,个个经受了严酷环境的磨炼和考验,在忠诚和勇敢方面没有任何问题。这些人都是贫苦子弟,几乎是清一色来自南边省份,是老区的孩子,执行起任何命令都不打一点儿折扣。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那个极端严峻的时候什么状况都能出现,背叛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人和人之间除了极度的信任就是极度的怀疑,总是在这两极之间摆动。如果听说某人被叛徒出卖或投敌了,牺牲了或自杀了,用不着半点儿吃惊。
当时几位首长中的一位是刚从上边派下来的,初来时只是几个领导人之一,不久升任主要领导即书记,因为原来的书记在一次突围中牺牲了。这个人像几位首长中的另外两位一样,有国外学习和工作的背景,但以前与其他几位并不熟悉。随着斗争越来越激烈形势越来越危险,组织内部的关系也紧张起来。书记当时的化名为“沙青”,人们只称呼为“沙”,对其命令严格遵从。因为按当时的纪律和工作规则,一旦发生了什么问题未能取得统一意见,出现了最棘手的局面时,沙本人拥有“最后决定权”。也就是说,这种权力巨大而且无可置疑,但非到万不得已是不能使用的。沙与上边保持直接联系,这种联系的紧密与非常渠道,许多时候是不容他人置喙的。这是冷酷的斗争环境所决定的,在当时似乎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因为生存与死亡的较量,其结果有时就取决于一念之间。
沙是一个话语很少的人,年纪轻轻却异常内向和成熟,苍白的脸色泛着一层蜡光,眉毛粗而短,长了一双阴沉的眼睛。由于没有时间也无心整理,他的头发通常很长,所以警卫人员最熟悉的形象,就是一个长发芜乱披着大衣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的人。没有人敢与之开一句玩笑,也没有人与之交流什么,这个人本身更没有与他人说话的欲望。所有人都认为这个人在思考全区乃至于全国的和国际间的重要问题——每一个问题都是致命的神秘的,是一般人也包括其他首长所不能理解的,所以也就不存在什么交流的必要了。有一次一个警卫员甚至听到了他在屋里一边踱步一边自语,只言片语立刻让其进一步增加了神秘感和恐惧感:这人使用的是外语!自言自语时尚且要用外语,可见他头脑中转动的问题是何等陌生而巨大……警卫是一天到晚保卫他的人,两人一组日夜不眠,其使命就是准备在某一时刻为了这个在屋内踱步的披头散发的人献出生命,而且会毫不犹豫。每个人都明白这种献身的光荣性和必要性,并且从来没有怀疑过。
其他首长如果从不同的地方汇聚到这里,也要带来自己的随身警卫,但数量要略少于沙的。一般首长会带三个警卫,但这三个人也是铮铮铁汉,这是不必说的。这些随首长赶来的警卫人员通常与沙的警卫班战士都认识,并且相互友好亲切到了极点,他们许久没有见面,一见面就拍打亲近,开开玩笑。但关于首长之间、特别是沙的一切事情也包括生活细节,是绝对不能议论的。警卫们只相互谈论他们之间的事情,那纯粹是个人的私事。
首脑机关在沙这里开会,有时一次会议要一口气开上十天。可见首长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多么重大、多么繁杂,以至于极少休息地紧张讨论上半个月。警卫们离得近了会听到首长们在激烈地争吵,这几个人都是争论的好手,他们大多互不相让,有时还要弄到拍桌子。沙的声音不高,可是最沉最重,这个人总是动不动就打断其他人的谈话,像扔石块一样抛出一句,将对手压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可是一旦对手反过劲儿来,就会发生更剧烈的争吵。警卫们在最紧张的时候甚至要怀疑这些人马上就会干起来——当然这种担心都没有必要,因为这些争执再凶,也是对事不对人,是为了整个战局、为了对纵队作出的某些决定。至于纵队,警卫们极为迷惑的就是,这里远离前方,首长们在这个角落里作出的决策,又怎么能指挥那里的行动呢?要知道战事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啊,稍有一点儿情报上的耽搁以至于误会,就会铸成千古大错啊!可是关于纵队的一些决定仍然在源源不断地作出,并且以密码电报发往前线。而纵队上的首长也是首脑机关的成员,他们只是由于要留在前线指挥战斗,这才不能赶过来开会。警卫们弄不清这些首长们相互是怎样的一种关系,特别是他们之间的分工和辖制权,只是听着没完没了的争执,担惊受怕。说实在的,警卫们最怕的就是首长们聚到一起开会了。
首长们在一起的最大危险,当然不是几个人之间发生的争吵,而是来自外部的敌情。那时形势实在难料,一天之内就有预想不到的变化,有时半天时间就要将驻地转移两次。往往是正开着会,一个消息传来,首长们立刻就要动身开拔。所有的家当也不过是几只大木箱,里边除了日常生活用品,最沉的就是一些书籍。几乎每个首长都有一些书,这是他们最舍不得丢下的宝贝。时间长了,警卫们都认为首长差不多也就等同于书籍。特别是那个沙,他的书要比一般人多出两倍,所以他才是拥有最后决定权的人。至于说开会的争吵,大家都发现,沙除了与别人声音上有所差异,再就是这个人会时不时地扔出几句外国话。而其他人没有一个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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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形之下,几位首长的警卫人员是固定的。但沙做了第一领导之后,除了自己的警卫班依旧不动之外,其他几位首长都进行了交错互换。至于说为什么,这是不能问的。沙的警卫班长同时也成为沙的生活秘书,负责吃喝拉撒睡,并且还要代他传递一些重要指示。一位二十三岁的姑娘是打字员兼首长内勤,长得面容姣好,也是从老区来的,是原来的书记最信任的人。那个首长待她就像父亲一样,首长的死让其痛不欲生,她不停地哭了一个多月,那双美丽的大眼睛差不多一直是肿的。这就让新任首长沙不太高兴。当有一天她又哭哭啼啼地记录他的口授命令时,终于惹得他火起,猛一拍桌子问了句:“够了,你还准备哭到什么时候?”她立刻不哭了,说:“首长,我错了,请您继续吧。”谁知沙仍然紧紧盯住对方:“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准备哭到什么时候?”她这一次真的慌了,大张着嘴巴看着他,说不出话。他再次追问:“什么时候?”她咬紧牙关才蹦出两个字:“今天。”“今天什么时候?”“……现在。”“那好,咱们继续吧!”
以前打字员经常为原来的首长洗洗衣服晒晒被子什么的,现在仍然为沙做这些。沙与她没有一句工作之外的话,也从来不问她任何生活上的事情。而以前的首长闲下来会问起她的家里人、想不想家以及其他之类问题。沙总是在她一件接一件做着手里的活计时有些焦急和不耐烦,不停地看表。她给他打扫了床铺,将上面的草屑和掉下的扣子烟头之类拣起——她感到奇怪的是新的首长竟然如此邋遢,床铺上什么东西都有。当她认真地一丝不苟地做着时,沙就说:“算了算了,你回去吧。以后这床铺不需要你动了。”她“哦哦”应着,退了下去。但是她仍然要在首长忙过一天之后为他整理一下室内,就像以前一样,只要看到他开始在窗前抽烟、眉头舒开的时候,就知道应该把刚刚洗好的衣服什么的送进去了。
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天,海边一带出奇的热,所有人都只能穿很少的衣服。警卫班的人有一半以上打赤膊,连着装一直比较严格的沙也不得不换上了短裤和一件小背心。打字员穿了一条花裙子,上身是浅紫色小碎花洋布衫。她记得这身衣装曾经让原来的首长好好夸奖了一番。她坐在打字机旁,沙在慢慢踱步,走过来走过去地口授,语流不畅。她发现他近来常常这样,仿佛有什么事情再也拿不定主意了。有一次她好像听到了沙在重重地喘息,人离得很近,因为他身上特有的那种烟味混合了男性的某种怪味变得十分浓烈。她这时候总是低着头。可是这一次的气味实在太呛人了,就稍稍抬了一下头——只一瞥就让她吓了一跳——她清清楚楚看到,或者说准确地意识到:沙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的胸部,而且那目光已经穿越了薄薄的衣衫,刺得人发疼!她害怕了,因为她知道自己一点儿都不会看错,对这双阴阴的眼睛真是太熟悉了……她的身体不安地移动了一下,也许是侧了一下吧。也就在这时,沙恶狠狠地咬了一下牙关,把头扭向了一边。接着他还是踱步,不过这时的踱步声变得沉重有力了,那简直是在跺脚。她一咝咝吸气,身上害怕得打颤。
就在第二天,沙像大病了一场,耷着眼皮,却是十分郑重地告诉她:以后除了打字这种必须的工作之外,她不能再进首长的房间了。她口吃起来,问那些换洗的衣服和其他一些日常杂务怎么办?沙垂着厚厚的眼皮说:“这就不关你的事了。”也就从这一天开始,改由警卫班长肩负起沙所有杂七杂八的事务,两人的关系似乎也较前密切了许多。这位班长是一个脸色黝黑的粗壮汉子,平时不言不语,脾气多少有点儿像沙。他来自北方大山一带的贫苦之家,自小失去双亲,参加队伍后即把这里当成了家,把上级首长当成了父母,执行所有命令绝对分毫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