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的秋天,莫里去坐落在山坡上的布兰代斯校园上他最后的一堂课。当然,他完全可以不去上的。学校方面能够理解。何必要在众人面前受折磨?呆在家里。安排好自己的事情。但莫里没有想到要放弃。
他步履不稳地走进教室,走进他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家。由于拿着拐杖,他手脚不利索地来到座位旁。他终于坐了下去,从鼻梁上取下眼镜,望着一张张在一片死寂中注视着他的年轻的脸。
“我的朋友们,我想你们来这儿是为了上社会心理课的。这门课我已经教了二十年,这是我第一次想说,修这门课有点冒风险,因为我得了绝症。我也许活不到这个学期的结束。
“如果你们觉得这是个麻烦而想放弃这门课,我完全能够理解。”
他笑了。
从此他的病便不再是秘密。
ALS就如同一支点燃的蜡烛,它不断熔化你的神经,使你的躯体变成一堆蜡。通常它从腿部开始,然后慢慢向上发展。等你不能控制大腿肌肉时,你就无法再站立起来。等你控制不了躯干的肌肉时,你便无法坐直。最后,如果你还活着的话,你只能通过插在喉部的一根管子呼吸,而你清醒的神志则被禁锢在一个软壳内。或许你还能眨眨眼睛,动动舌头,就像科幻电影里那个被冰冻在自己肉体内的怪物一样。这段时间不会超过五年。
医生估计莫里还有两年的时间。
莫里知道还要短。
但我的老教授却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在他头顶悬着利剑、走出诊所的那天就想到的。我就这样枯竭下去直到消亡?还是不虚度剩下的时光?他问自己。
他不甘枯竭而死。他将勇敢地去面对死亡。
他要把死亡作为他最后的一门课程,作为他生活的主要课题。既然每个人都有一死,他为何不能死有所值呢?他可以让别人去研究。他可以成为一本人的教科书。研究我缓慢而耐心的死亡过程。观察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从我这儿学到点什么。
莫里将走过最后那座连接生与死的桥梁,并诠释出这段旅程。
秋季学期过得很快。药的剂量又增加了。理疗已经成了日常的例行公事,护士去他家中帮助他活动日见萎缩的大腿,使它的肌肉能保持活力,他们像从井中抽水那样上下屈展着他的腿。按摩师每星期来一次,舒缓他不时感到的肌肉僵硬。他还请了默念师,在其指导下闭上眼睛,集中意念,直到他的世界渐渐化成一口气,吸进吐出,吸进吐出。
一天,他拄着拐杖走上了人行道,然后摔倒在马路上。拐杖换成了学步车。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来去卫生间也使他不堪重负了。于是,莫里开始用一只大口瓶小便。他小便时还得扶住自己,这就意味着必须有人替他拿瓶子。
我们大多数人会因此而感到难堪,尤其是到了莫里这样的年龄。但莫里却和我们不同。当熟悉的同事们来看望他时,他会对他们说,“听着,我要尿尿了。你能替我拿着瓶子吗?你行吗?”
通常他们都能这么做,连他们自己也感到惊讶。
事实上,他接待了越来越多的来访者。他和一些讨论小组的成员一起讨论死亡,讨论死亡的真正含义,讨论各个社会阶层是怎样由于对它的无知而惧怕它。他对他的朋友们说,如果他们真的想帮助他,那就不要光是同情,而是多来看望他,给他打电话,让他分享他们遇到的难题——就像他一直做的那样,莫里是个出色的听众。
尽管有那么多那么多的变化,但他的声音仍是那么有力,那么吸引人,他的脑子仍在活跃地思维。他要证明一件事:来日无多和毫无价值不是同义词。
新年乍来即去。虽然莫里对谁都没说,可他知道1995年将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他现在已经用上了轮椅,他在争取时间对所有他爱的人说他想说的话。当布兰代斯大学的一位同事因心脏病突然去世时,莫里去参加了他的葬礼。回来后他显得很沮丧。
“太可惜了,”他说。“他们在葬礼上说得那么好,可艾文再也听不到了。”
莫里有了个念头。他打了几个电话,选好了日子。在一个寒冷的星期天下午,他的家人和几个好友在家里为他举行了“活人葬礼”。每个人向我的老教授致了悼词。有的哭。有的笑。有位女士念了一首诗:
“我亲爱的表哥……
你那颗永不显老的心
随着时光的流逝,将变成一棵
稚嫩的红杉……”
莫里随着他们又哭又笑。所有情真意切的话语都在那天说了。他这场“活人葬礼”取得了非凡的效果。
只是莫里并没有死。
事实上,他生命中最不寻常的一页即将掀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