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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丰、磁县、阳泉等各地煤矿。此外还承担军用道路建设与汽车修理等，“兴中公司”势力大增。

殖民地财产及中国内地的广阔市场，对日本财界具有非常的吸引力，而日本政府也以经济掠夺为战争的基本目标，进行迅速而详尽的计划安排。1937年10月，内阁政府设置了“第三委员会”，委员长为企划院次长青木一男，委员有外务省东亚局长、大藏省理财局长及陆、海军省军务局长等5人，12月6日第三委员会制定了《华北经济开发方针》，决定以国策公司为主，并广泛引进国内财界力量，和“引进第三国的投资”，将整个华北经济纳入日本本土经济体系。1938年3月，内阁正式制定了在华北与华中建立“国策公司”的计划大纲，4月组建了筹建委员会，委员长为日本经济联盟会长乡诚之助，委员除各省次官及两院议员各5名外，还有各大中财阀代表，“满铁”与“兴中公司”总裁也是代表。而一切人事安排则主要由陆军省军务局直接控制。

10月，“开发公司”正式完成筹建，规定其宗旨是“密切日满华北经济、促进华北经济开发，以谋求华北的繁荣，以其强化我国防经济。”首任总裁为前拓务大臣大谷尊由。

“开发公司”成立时资金总额3。5亿元，日本政府与华北伪政府各出资一半。而日本“出资”部分，包括了日军所掳掠的华北地区之车辆、机械、电信设施以及铁道等原有之中国财产，据统计，这一类“实物投资”竟占大半比例。如“开发公司”所属“华北交通公司”实收资本23970万元，中国原有铁道器材设备折合资金达14970万元，所属“华北电信电话公司”实收资本2000万元，中国原有设备器材折合资金达1250万元，日本在军事占领之下，实行这种“借鸡孵卵”的办法，实力不折不扣的军事劫掠。

“华北开发股份公司”经营范围遍及各行各业，其下属子公司到1943年10月已发展有29个，成为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最大殖民垄断组织。其主要子公司及经营业务是：　“华北交通股份公司”是下属交通运输领域的一个重要的子公司。由于交通运输业关系到整个占领区的军事运输，利润极大，军方、满铁及各财团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日本占领华北初期曾由满铁代管，1939年4月才组成“华北交通股份公司”，统管华北地区铁路、公路、水运、港湾等交通运输事业。资金由华北开发股份公司出资1。5亿元，“满铁”出资1。2亿元，伪北京临时政府出资0。3亿元，合计3亿元，公司总裁为满铁理事宇佐美宽尔，3名理事也是“满铁”派出的，所以，该公司仍为“满铁”等旧殖民机构所控制。

“华北电信电话股份公司”，1938年7月正式成立，资金共3500万元，由伪临时政府、“开发公司”和原有“华北电信总局”等出资。在“蒙疆”地区，则于1938年5月在张家口设立”蒙疆电气通信设备股份公司”，资金总额为1200万元。

“龙烟铁矿股份公司”，1939年7月成立，资本约2000万元，年产约70～80万吨铁矿石，供石景山制铁所等使用。

“兴中公司”成立于1935年，划归“华北开发公司”统辖，“兴中公司”下属又有若干子公司。

“华北盐业股份公司”，1939年8月成立，资金2500万元，年产盐约250万吨。华北消费仅50万吨，其余约200万吨即45输入日本。

除了“华北开发股份公司”这一最大垄断组织之外，其它还有一些所谓的“合办事业”，如“中华航空股份公司”、“华北电影股份公司”、“华北东亚烟草公司”等，它们构成日本对华北地区的巨大而复杂的吸血管道。

在华北建立殖民掠夺“国策公司”的同时，日本在华中也建立了属于同性质的“华中振兴股份公司”，同年11月正式营业，其资金1亿元，由日本政府与伪政权各出一半。同华北一样，日本的“出资”也以劫掠所得的企业资财充当，或军用票、伪钞或债券等支付。在公司所属于公司和经营手段等方面，则同华北有所区别。在华北以新建企业为主，而华中地区是同中国原有企业“合作”，具体办法是由南京伪政权将原有官、私有企业进行估价，然后作为“现物出资”而纳入“华中振兴股份公司”，并与其所属有关子公司进行合作。日本之所以采取这样的较之于华北更为“让步”的措施，是因为中国在该地区的工商业势力比较强大，日本试图充分利用此经济力量来为其殖民利益服务，以表面的“让步”来怀柔国民党及中国的资产阶级。

“华中振兴股份公司”拥有子公司13个。其主要的有：“华中水电股份公司”、“华中矿业股份公司”、“上海内河轮船股份公司”、“华中电气通信股份公司”、“华中蚕丝股份公司”、“上海恒产股份公司”、“华中水产股份公司”、“华中城市汽车股份公司”、“华中铁道股份公司”，等等。

在华南等地区，日本通过军管直接劫掠或由“台湾拓殖股份公司”、“台湾银行”等既有机构组织代行。

1939年2月10日，日军在海南岛登陆后，即以日本国内派遣的大批“技术人员”，设立“经济局”、“产业试验所”等机构，并组织日本商社前往海南进行“经济开发”。随后设立农场、制糖、橡胶等股份公司20余个。

（二）对农业的掠夺

“七·七”事变后，日本除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农业继续进行残暴掠夺外，对中国关内占领地农业也开始大肆掠夺。

在土地方面，日本侵略者以移民形式大批掠夺中国的土地。1937年至1941年，日本在东北实行第一期移民，计划移民10万户，实际移入85086户。此外，还有“义勇队”训练生移民达5万余人。＇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上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经济掠夺》，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78、684页。＇

在关内，“七·七”事变前，有日侨8万余人，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侨即增加到近70万人，其中大部分是移入的农业人口。大批日本移民涌入中国，掠去当地农民的大片土地。“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建立“土地调查委员会”，进行“土地调查”，对日本所需要的土地，随时加以圈占和没收。

如“中日实业公司”没收了中国军粮城、茶堤两大农场的土地5。6万亩，日伪合办的“垦殖公司”，圈定冀东沿海地区的土地达7万顷之多。日军以修筑兵营、演习场、飞机场、仓库、碉堡、公路、封锁沟墙等，任意侵占的土地更是不计其数。因此，日占区耕地面积大幅度下降。以棉田为例，1934年山西省为248。2万亩，河北省为1503。1万亩，山东省为604。9万亩，河南省为701。2万亩，到1938年分别下降为45。7万亩，608。2万亩，287。8万亩，258。5万亩。

在掠夺农产品方面，“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地区对农产品实行严格的“统制”和垄断政策。对粮食的购销、加工等均由伪“满洲粮农公司”进行。随着战争的扩大和对粮食需要量的增加，日本侵略者进一步将购销“统制”变力强制购销，即推行所谓“粮食出荷”政策，强迫农民将生产的粮食的绝大部分，按伪政府规定的最低收购价格交售。各县“出荷”的粮食，大多在总产量的40～50％以上。从1939年到1941年，仅“东安省”共“出荷”粮食即达33万吨。＇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经济掠夺》，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42页。＇

在关内，日军每次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围攻和“扫荡”，都将抢粮作为主要任务之一，在每年麦收之际，各地日军都纷纷出动，进行抢粮作战。在日军占领区则实行变相抢掠的征发军粮，1943年对密云、通县等9个县的小麦征收，一次即征去了700余吨。此外，还以仅及市价一半左右的价格，对粮食强行征购。掠得的粮食除供日军消耗一部外，大部运走。如1939年，仅在华中就运出大米700万石，1940年则增到900万石以上。

在掠夺劳动力方面，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一整套兵役制和劳役制，对中国劳动力进行罕见的野蛮掠夺。据统计，至1944年在东北被征发的劳动力已达300万人，其中被压榨虐待而死亡的占总数的20％。在华北，从1937年至1942年，被日本侵略者抓捕出关的劳工就达529万人。＇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8～60页。＇

还有4万余中国劳工被抓捕运往日本内地折磨，其中仅在秋田县花冈矿的986名劳工，即死亡418人。

（三）对金融和贸易的控制与垄断［霸气　书库　—wＷw。QiＳuu。cＯm］

日本在金融和贸易方面对中国的垄断和掠夺也令人发指。“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利用伪“满洲中央银行”大量发行伪“满元”，用以支持军费开支和维持军工生产。至1941年末，伪“满洲中央银行”发行伪满市达131700万元，比1932年增长8倍。在关内，1937年11月，日本侵略者于张家口设立伪“蒙疆银行”，发行伪“蒙疆券”。1938年3月，在北平设立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伪“联银券”。

1939年5月，在上海设立伪“华兴银行”，发行伪“华兴券”。

1941年1月，在南京设立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为“中储券”。还在华北设有：伪“察南实业银行”、伪“蒙古联盟实业银行”、伪“晋北实业银行”、伪“河北省农民银行”、伪“晋东银行”等。在华中设有：伪“江苏地方银行”、伪“河南实业银行”、伪“河南省农民银行”、伪“中江银行”等。在华南没有的“华南信托公司”等，总共在关内建立银行20余家。

这些银行发行了大量的没有准备金的伪钞，依靠日军的刺刀维持这些废纸的“信用”，借以压榨中国人民的血汗和财富。如伪“蒙疆银行”发行的“蒙疆券”，1938年发行3500万元，到1945年8月发行额增至42亿元，为初发行时的100多倍。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所发行的“联银券”，1938年底为1。62亿元，1941年发行额增至9。66亿元。此外，日本侵略者于1938年11月颁布“华中、华南使用军用票之办法”，发行军用票。军用票根本不具备货币性质，全凭侵略者的暴力恐怖，使其流通于市场。从1938年至1940年底，军用票发行额为5亿日元，以此在沦陷区大肆掠夺物资。由于滥发纸币，引起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以1936年批发物价指数为100，至1941年，华北上涨到450。2。上海上涨到1099。3。到1945年，上海米价比1941年上涨6300倍。＇《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8，94页。＇

日本侵略者还在封锁中国海陆交通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和垄断中囱对外贸易。1938年5月，日本迫使英国屈服，以日本正金银行正式接管了英国汇丰银行代管中国海关税收的权利。以后与英美达成协议，实行有利于日货输入的新税则，促成日货输入大量增加，使日本对中国的贸易额迅速上升并超过美国而跃居首位。此外，日本还通过大量的走私活动，把过剩的日本货偷运到中国内地，换取法币，用以套购中国的外汇基金，或套购日本缺乏的物资或商品。此项走私额，约占正式贸易的一半以上。

三、殖民文化与思想奴役

在思想文化领域，日本同样十分注意推行“以华制华”政策。1940年12月10日，在侵华派遣军制定的“关于大持久战第一期现地政、战略指导”中，分别列有“政务指导”、“经济指导”、“思想指导”等各项，其中对思想指导的基本方针为：“解决这次事变之指导精神在于，以日满华之亲善合作为直接目标，以从道义上复兴东亚为终极目标。”要求务必实现“使现地中国方面的思想统一于东亚联盟思想，击破敌方抗战思想，驱逐共产思想。”

在这一方针指导下，要求于策略上在中国内部制造分裂，发挥投降派傀儡政权的作用，“对敌方的抗战思想，使（汪）新政权以其自己的立场同他们在法则上产生对抗，以造成敌人失败的心理。”＇堀场一雄：《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时事通讯社，1962年版，第527页。＇

1941年1月25日，由军部制定的“对华长期战争施策要领”，其中，　“对华思想指导要纲”规定其方针为：“应展开思想攻势，对反对派势力展开积极的斗争，有效地对敌方进行渗透，瓦解敌之军、政、民抗日意志，以促进事变的解决”。＇堀场一雄：《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时事通讯社，1962年版，第542页。＇

可见在中国制造分裂，强制推行殖民思想文化，这是日本“以华制华”政策的重要内容。

日本的思想文化攻势，实际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在思想文化领域打击抗战爱国势力。例如，日军侵占东北之后，曾下令所有学校一律停办，收缴焚毁一切具有爱国思想及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的教科书。仅1932年3月7日至7月的5个月中，焚烧书籍达650万余册。

1932年东北有中、小学教师24000余人，到1933年减少为16000余人，其余9000余人受到迫害、逮捕、枪杀或被迫改行。“七·七”事变后，中国108所高等学校，破日军破坏的有91所，占全国高校总数85％。著名的北京大学文学院所在地沙滩红楼长期为日军宪兵队霸占，成为迫害与屠杀的中心。南开大学、南开中学被日军飞机与大炮轰击，大部被夷力平地。日军还对手无寸铁的爱国师生进行野蛮残杀，如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博士、天津耀华学校校长赵君达被日伪特务暗杀，苏北教育家宋泽夫等人被日军逮捕关押、折磨致死。其余普通师生被迫害、屠杀的，则不计其数。

另一方面，日本侵略者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奴化宣传。1940年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在《国本奠定诏书》中宣布其教育方针为：“我国之教育本旨，奉体国本奠定诏书之趣旨，彻底于诏书所谕示之惟神之道，涵养振作忠孝仁爱，协和奉公之精神，训育忠良臣民，更炼成之。”＇《伪满奴化教育》，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编，1951年版，第23页。＇　以实现日伪历来所鼓吹的“咸使体会日满一德一心。”关内地区，北平的伪临时政府教育部长由汉奸汤尔和、王克敏等先后充任。南京伪临时政府及1940年3月成立的汪精卫“国民政府”中设立的教育部、厅、局、科等机构，实际上受日军特务部和“兴亚院”的指挥。各伪政权在日军指使下，重视在高等学校中培养汉奸和亲日派。

对中小学教育，使其纳入汉奸教育体系。在教育内容上，依据奴化方针贯输反共、媚日、卖国教育，课本须由伪教育部审查，内容充斥“中日满亲善”等欺人之谈，极力排斥近现代社会科学。

在宣传和新闻传媒方面，日本同样重视加以控制。日本历来重视收买或胁迫报社负责人、记者为其侵略服务。“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在北平办《新民报》、《武德报》、《北平晨报》等十余家汉奸报纸或亲日报纸，天津则有《救国日报》、《新天津报》、《天声日报》等。在上海有《新申报》、《新中国报》，1939年春，汪精卫主办《中华日报》，南京日伪报纸还有《新南京报》、《中报》等。广州有《迅报》、《民声报》、《中山日报》等，据统计，日伪在中国19省约有报纸139种，最多时达600～900种。为控制并推进侵略舆论和奴化宣传，各日军集团都成立有专门的报道宣传机构，或自己的机关报，如广州沦陷后，华南日军司令部有报道部并办《迅报》，华北方面军也有报道部，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