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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地的红草莓(第1页)

我和我的世纪失之交臂。

——茨维塔耶娃

在没有火炉的冬夜,我读着一部关于自杀的女诗人的回忆录。茨维塔耶娃。于纸页掀动间,世界突然变得疏远起来;祖国,革命,爱情和诗篇,宛如空中飘忽的轻烟。生命实在然而脆弱,使我一再想起帕斯卡的比喻:会思想的芦苇。

请你为自己折一茎野草

再摘一颗草莓

没有哪里的果子

比墓地的草莓更大,更甜美……

“我是一个完全被遗弃的人。”茨维塔耶娃说。

当大门已经关闭,当恐怖降临,当所有的呼喊无用,这时,诗人只好在内心制造出另一个自己来,仿佛从此便有了彼此间的问候,倾诉,抚摸,以及种种赠予。如果不是这样,凭谁可以拯救自身于深处的孤独?

为自己!在现代话语世界中,有关“自己”的使用太频繁了,因此,便容易忽略它固有的庄严的悲剧的意义;直到侧身经过这诗行,它才象雷电一般倏然击中了我,以惨白的亮光,照见眼前长久地伏处黑暗之中的事物。其实,只有当精神的伤势严重时,一个人才能真正感知自己的存在。

茨维塔耶娃从小就惯于同自己来往了。

因为母亲的疾病,她随同全家漂泊异国,在动荡不安中尝试被抛的风味。命运的神秘力量令人惊异。数年之后,因为丈夫的政治性病痛,她又携同女儿离开俄罗斯祖国,远赴布拉格,然后卜居白俄分子麇集的巴黎。

作为一个白军军官的妻子,沉醉于纯净的古典风格的诗人,她的到来,立刻激起了一批敌视十月革命的流亡诗人的兴奋,随即陷入他们的簇拥之中。他们出版她的诗集,为她鼓吹;可是不用多久,就从她的诗篇嗅出某种异样的气味来了。在伏尔泰咖啡馆举行的马雅可夫斯基诗歌朗诵会上,有记者问她:“关于俄罗斯,您有什么话要说?”她回答说:“那里有力量。”一句话,顷刻把她同一样来自故国的往日的朋友划分为两个世界。

她成了一个孤岛。

侨民作家转而攻击她,他们不能容忍她对失去的乐园的叛卖。这样,依靠写作为生的道路被切断了。整个家庭,没有任何的生活资料,四口人全靠她和女儿编织帽子,一天挣五个法郎维持生计。她说:“在这里,我遭到了残忍的侮辱,人们嘲弄我的骄傲、我的贫困和我的无权。”她因无力改变这种境遇而深感痛苦。

可是,对于一个执著而高傲的女性,这个世界同样无力改变她。“那里有力量。”她这样说,并非出于外交场合的需要,而是内心的爱,因为过于弥满而在偶尔的触动间而荡溢出来。她那样向往俄罗斯,甚至可以说,惟其遭受孤立和打击,新生的祖国,才成了她的信仰,她的星光。她表白说:“我不是为这里写作,而是为了那里语言相通的人。”这里那里,此时成了她经常使用的特定的语词:一个代表现在,一个代表过去与未来。恰如挂钟的垂摆,她不能不左右荡动于两个世界之间;然而那时针,却始终指示着既定的方向。俄罗斯成了她的情感的源泉。她汲取,浇灌着自己以及幼小的一代:“我的儿子,回家去吧”,“回到自己的家园”,“回到没有我们的祖国去!”……

你呵!我就是断了这只手臂

哪怕一双!我也要用嘴唇着墨

写在断头台上:令我肝肠寸断的土地

我的骄傲呵,我的祖国!

四十七岁那年,紧随着女儿和丈夫之后,诗人带着十四岁的儿子小穆尔,终于回到了阔别十七岁的俄罗斯,命中的俄罗斯。

对诗人来说,革命成了预设的陷阱。

回国之后才两个月,她的女儿和丈夫先后被捕,他们都是因为忠诚于革命而被戴上反革命的罪名的。从此,她长期奔走于营救然而无望的途中。那时候,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已经开始。多少政治家,军人,知识分子,为理想所激荡过的人们,昨天还在为苏维埃作忘我的战斗,今天便成了苏维埃的敌人:监视,囚禁,流放,公开的或者秘密的处决。诗人的丈夫,就是被抓之后不久暗暗死掉的。告密,诬陷,人头买卖,成了官方鼓励的行业,绑架和失踪,到后来也因为大量发生而不复成为新闻。茨维塔耶娃。这个被称为亚马孙式的诗人,此时已经全然失去当年的英迈之气;她以十分凄苦的笔调,在日记中写道:“人家都认为我勇敢。我不知道有谁比我更胆小。我什么都怕。怕眼睛,怕黑暗,怕脚步声,而最怕的是自己,自己的头脑……没有人看得见没有人知道,已经有一年了(大约),我的目光在寻找钩子……活到头才能嚼完那苦涩的艾蒿……”

很早以前,死亡就开始诱惑她了。她曾不只一次地写过遗嘱。这里那里,红草莓!她一再地选择墓地,难道真的出于天性的喜欢吗?

广袤的俄罗斯国土,没有一个人的栖身之地。当诗人归来寻找从前的旧房子时,那里早已拆为一片废墟,只留下孤单的老白杨,萧索的风声与片断的追忆。她向作协负责人法捷耶夫求告,回答是:一平方米的地方也没有。

风呵,风呵,我的忠实的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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