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性忧郁的人都憎厌人群,但是,无论如何总得寻找一个人。仅仅一个人,这也就够了。悬崖上的孤松,多么向往柔润的雨水能顺着枝丫,弯弯曲曲一直深入它的根部;如果终有一天暴雨如注,却又害怕变成岸柳,——在悠长的岁月中,它早巳习惯于坚硬的岩石与干涩的砂粒了。这样,在事实上,它向往的只能是一朵停云。
有一个人来了又去了。这中间停驻了十三年,欲雨不雨,在另一个人的期望中。
人海茫茫。正如在大海中找不到两朵相同的浪花一样,很难想象,在人群中会寻到质地相同的两颗灵魂。
奇迹出现了。
是音乐契合了他们:柴可夫斯基和梅克夫人。一个创造,一个倾听。“我们只是在距离上是远别的,此外我们便几乎等于一个人;我们对于同一件物事都有同感,而且往往是在同时。”梅克夫人说。
作为“雇主”的扮演者,收购曲谱的人,梅克夫人对于音乐生命的质量,要求十分严苛;可是,当她提出意想中的曲式和主题要求柴可夫斯基创作时,却不忘以女性特有的关怀,唤醒音乐家倦睡的乐思。乐曲完成之后,她那么陶醉于丰美的旋律,仍然不忘报以由衷的赞美,让创造者及时赢取创造的快乐和骄傲。
日日夜夜,梅克夫人的精神深处,到处回应着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她熟悉那里的每一个音符,每一处停顿;熟悉那里每一缕清风,每一簇星光,每一条幽隐的道路……心灵大抵因善感而长于倾听,是故倾听者对艺术的敏感,往往胜于音乐家本人。柴可夫斯基称莫扎特为“阳光灿烂的天才”,她却以鄙夷的口气,说是“伊壁鸠鲁派的莫扎特”;还有瓦格纳,她说他亵渎了艺术,说:“多谢上帝,我们没有瓦格纳,只有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她以异常的穿透力,通过飘忽的音符,把捉音乐家的整个人格。人格是重要的。在她看来,只有音乐家的人格与才能相等时,才能给人以深刻而真挚的印象;相反,音乐家身上没有“人”,作品则愈是音乐化,他愈是一个说谎者,伪善者,剥削者。这是一个具有纯正斯拉夫人血统的女性。在她的身上,除了高尚,分明还透露出一种博大深沉的苦难气质,那是俄罗斯精神的特质;所以,她厌恶莫扎特式的快乐主义,瓦格纳式的形式主义,厌恶炫耀,轻浮,做作,一味的闲雅,而以刻骨铭心的热爱,称柴可夫斯基为“我们的俄罗斯民族作曲家”。对于她,与其说热爱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不如说热爱音乐里的灵魂,俄罗斯的灵魂。
在书信里,梅克夫人称柴可夫斯基为“亲爱的灵魂”,正包含了所有一切。找到这样的知音,于音乐家无疑是一种幸运。柴可夫斯基说:“我笔下写出的每一个音符,都要献给你。”他努力寻找两颗灵魂的共振点,并为此而深感慰藉。梅克夫人倾心于他的灵魂——同时也是自己的内心灵魂——里的声音,她这样诉说听了《斯拉夫进行曲》以后的情愫变化:“我一想到它的作者就某种程度来说是属于我的,我就有说不出的快活——谁也不能把它从我这里夺去。自从我认识你以来,我第一次在非常的环境里听你的作品。在贵族会堂里面,我多少感到有若干敌对,我觉得你更欢喜许多别的友人。但是在这里,在一个新环境里,周围都是陌生者,我感到你更其完全地属于我,我感到谁也不能和我做对手。在这里:我占有,我爱!”对于这种“疯狂的呓语”,柴可大斯基回答说:“当我知道我的音乐深深走进我所爱的人的心里时,这是我一生最快活的时光……”
《第四交响曲》辉煌了整个演奏大厅,然而听众毫无反应,甚至他所有的朋友,多年生活于其中的音乐学院的赫赫有名的教授们。在沙漠一样的噤默与荒凉之中有一个慰安者从天而降——那就是梅克夫人!这个天使,给他打来祝贺的电报,紧随着,又在信中寄出炙热的赞词,称他为俄国音乐的“伟大的建筑师”。
柴可夫斯基在《第四交响曲》的乐谱上写下“献给我最好的朋友”是当然的;正如梅克夫人称《第四交响曲》为“我们的交响曲”一样是当然的。
——“我们的!”
梅克夫人说:“‘我们的’这个词儿包含着多少迷人气味哩。”然而,这气味氤氲了好一阵,终于消散了。最后,他们谁也找不到谁,——不,从通信的那一天起,他们就一直规避寻找和认识。他们永远是一对陌生人,虽然那么靠近。
一面规避,一面靠近。
愈是设法规避,愈是渴望靠近。
难道这一切都是火的缘故吗?火能给人温暖,火又能毁灭一切。梅克夫人对此十分了解;当她第一次向火堆投放柴薪的时候,就已经想到灰烬了,因此,必须禁绝燃烧!
梅克夫人:“曾经有过一个时候我想和你见见面。现在呢,我越觉得感动,我就越怕见面。我不能对你说话。如果在什么地方,我们偶然面对面了,我不能够当你是陌生客人的——我应该向你伸出我的手,但仅仅是无言地握着你的手。目前我却宁愿远远的想念你,在你的音乐中倾听你,在那当中一道起伏着感情。”
远远的想念,直到终老。她将伸出的手缩了回来,藏进怀里,不让他看见那几乎病态的颤栗。当她听说柴可夫斯基结婚的消息,曾经寄出一封短简,言不由衷,只是行间夹了这样一句:“有时也得想起我。”想不到柴可夫斯基很快便来信称结婚为“恐怖的日子”,告诉她,这是一场“精神的折磨”。这时,她立刻做出反应,怂恿他离婚,——“从伪善和谎话中逃出来”。
逃脱以后又如何呢?在时间之河里,他们是互相追逐,唼喋不休的两尾游鱼;然而在空间,他们只是危岩上各不相属的两棵树,树上的两朵停云。
出于一个根本无法稽查的原因,梅克夫人给柴可夫斯基写了最后一封信。信很短,告诉他产业快要破产了,从今以后再也无法寄钱给他了。行文是一种奇怪的调子,从来未曾使用过的调子。耐人寻味的是最后一句话——“别忘记我,有时也得想起我。”——曾几何时,她同样这么说过。
他读不懂。他猜测,抱怨,伤心,像受委屈的孩子般写了长长一封复信,试图再度点燃火焰。他说,“我从来没有一刻钟忘记你,将来也永远不会忘记你,因为我对我自己的每一个想头,也都与你有关的。”他说,“我用尽我心中所包含的全部热力吻你的双手,希望你能够了解,除了我之外,没有第二个人那样同情你,没有第二个人像你一样感到了那种痛苦,而且为你分担这些痛苦。”他说,“我是烦恼得写不出清楚的字了……”
然而,没有回声。一点也没有。
永别了。
在莫斯科时,他原以为自己快完了,曾写过一张近于遗嘱的纸条:“如果我死了,原稿送与梅克夫人。”如今,她在哪儿?柴可夫斯基整个人崩颓下来,匆匆两年,灰黯的生命遂再也吹不出一粒火星。死时,他发着呓语,轻唤着梅克夫人的名字——
菲拉列托夫娜!……
两个不幸的人。
他们的不幸,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而竟邂逅了。致命的是,他们都把对方视作唯一的,等同于神。对于幸福,如果说哲人一生致力于意义的追问,他们则始终致力于形貌的想象,在形而上的高处,一样是收获不到浆汁饱满的果实的。
作为遗孀,梅克夫人一直处在对时间的悼亡状态。对着书简流连,叹息,时时提及死亡。对生命失去信心的人,孤单、惊怯、疲倦,有可能进行爱情的角力吗?其实,爱情本身就是一场战争。她无力作战。她表白说:“忍从是笨拙的,但又有什么办法?你不能以继续不断的战斗来折磨你自己。”她自称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关于两个人的现实是,她必须给贫困的柴可夫斯基以物质上的援助,此外都是梦想。她给他钱,以卢布抵偿精神的援助,同时让他也感激卢布,从中安妥自己的灵魂,极力回避因为艺术的相知而可能促进情感关系的未来的恐惧。对于她,音乐欣赏与教养孩子已然构成一个自足的世界。她说音乐里有“一种愉快的肉体的感觉”,她一面沐浴其中,一面以母性角色体验着“养孩子的快乐”,她把这种快乐叫做“现实的诗意”。一种爱被另一种爱置换了。由是,她享有安宁。
柴可夫斯基一样是忧郁的人。他逃避人,一如逃避法律,长期设法一个人留在音乐的故园。他说:“艺术家所过的是一种两重生活,一重是人类日常的生活,另一重是艺术家的生活,这两重生活总是不大能够融合在一起。”他过的其实只是艺术家的生活,而把日常生活抛弃了。梅克夫人说,他一生爱音乐太多,因而缺乏对女性的爱。在他的身上,死亡本能特别活跃,这本能使他变得脆弱,伤感,不堪一击,但是也能培养一种异于寻常的耐受力,使他安于极端的孤独。精神上的自虐,就这样藉艺术创造而化做了自娱。
灵魂是需要血肉滋润的,灵魂深切的交往,同样需要日常生活的足够的给养。普希金说:“习惯代替幸福。”世俗间多少男女自以为幸福者,都是同一个屋顶之下的共同生活的事实:吃饭,交谈,劳作,睡觉,生儿育女,等等毫无激情的大量的重复性动作所构成的,逼窄的空间教人协作、亲近,虽然协作并非协调,亲近也非亲切,正如事实与真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那样;然而,事实是强大的,无法违拗的。柴可夫斯基与梅克夫人在同一个戏院里远远避开,在路上相遇羞于窥视,甚至住在同一个庄园里也不互访,所有这些矫情的行为,却在事实上为他们留下了无法弥补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