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是像《三国演义》的起句:“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而因此被今史学家认为循环停滞。但单说版图,就汉唐的比三代更大,明清的又比汉唐的更大,如何可说是停滞?而且西洋像罗马帝国全盛时亦不能统一欧洲,大英帝国全盛时亦不能统一世界,罗马帝国与大英帝国又皆崩溃了即从此不能再合,由此可知华夏的有大一统,及分裂了又能结合,是有他的本领的。
中国史上每次大乱,是因新制度初行时尚带苛性,未能与人生的全面相调和,而还有是因产业地域在扩大中的震动。
西汉亡于王莽的六筦,而六筦其实开端于汉武帝。井田废后,财政惟恃税收,以供朝廷的平时开支尚可,要举办大事则不足,而且财政成了不过是政府的账房,不像井田时的与民间产业为一。秦筑长城,治驰道,造宫殿,所以会引起骚动,即因没有可以代替井田的新财政制度来动员民间经济。汉朝初开时,朝廷自天子以下不能具钧驷,并非民间的财力亦到了山穷水尽,而因井田时的公田与国工国贾已废,新的财政制度却尚未达起,不能“百姓足,君孰与不足”,汉文帝的节俭原是美德,而亦因限于收入,只可如此。景帝时吴楚七国反,朝廷即无法应支这笔军费,井田时有征伐,是井邑出兵甲粮秣,而景帝时良家子从军却要靠举债了。其先汉高祖与项羽战,已是多靠占据了敖仓的积谷,又利用秦朝在关中的贮蓄,而项羽则因军需无出处而败。要到汉武帝,有平准及筦盐铁,来代替井田的征发制,朝廷的财政才又生于民间经济而为其核心,有了新的行动大力。秦开郡县制,汉设六筦制,但郡县制至二世而乱,六筦制亦至王莽而乱,皆因其初时不免辛涩。郡县制的辛涩是到汉朝才去了,六筦制则要到唐朝,才好比七分熟的桃子又红又白一般可爱。
制度虽没有错,但带有苛性即不好,同样的制度可以做来风姿不同的。每次大乱皆不等触及生存问题,甚至不为对制度有何意见,而只是感觉世景雾数,朝廷像银河里的星座晦暗了,民间就要动起刀兵。因为所争的是世景,所以亦没有阶级斗争那样革命的政纲,并非区区农民暴动,而是天下人皆反。而问他们为什么反,却说是“苍天将死,黄天将立”,乃至“三户亡秦”之谣,但若认真封起六国之后,或奉起太平教为国教来,是要碰钉子的。原来那口语童谣亦不过是像“桃之夭夭”,兴也,却并不即是一首桃花诗,底下倒是“之子于归”,天下另有所归。
至于因产业地域在扩大中而起的震动,则如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一体化,上起周朝,下迄宋朝,实经过两千年之久才完成。尚有华北经济自晚唐起另成一规模,至明朝才与中原结合为一体。而珠江流域则自唐宋时已见强大,但至清末民初尚与中原的产业未能相习。在同化过程中的变动,亦是使农业与工商业代代成为新相知,且引发新制度。故汉唐宋明清各有其文明的新姿,各有其划时代的制度,划时代的版图。
周秦皆以黄河流域为王畿,而长江流域迄自成风气,不能与之相安,故秦始皇感觉东南有天子气,而秦末民间起兵,首发难者亦果然是楚人。秦汉两朝,黄河流域的繁盛是得力于通西域的商路。而长江流域亦南方海道渐开启,因为西方有波斯帝国又罗马帝国出现,连印度与中国往来亦一部分走西域陆路,一部分走海上商路,而引起长江流域产业的新活泼。秦惠王时,五丁凿通四川,楚汉之际,赵佗又疆理南粤,而景帝之世,乃有吴楚七国之反。吴王濞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可见当时长江流域工商业的殷盛。西汉末年,王莽因行六筦与纷更币制而乱,亦是长江流域起来了绿林兵。
东汉光武帝建都洛阳,自此即以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当初周武王营洛邑,是为照应黄河中下游,而光武帝的东京则是为更就近照应长江流域,以与黄河流域的比重调和。汉朝黄河流域的产业重点仍在陕西,山东一带因距离稍远,每被长江流域所吸动,前次吴王濞反时,即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皆被卷入,所以光武建东京是贤明的。而当时黄河流域的产业基础亦实深厚,且自汉武帝置金城武威张掖酒泉四郡,甘肃新疆很兴旺,皆与陕西的产业相结,所以还吃得住长江流域。及东汉末年,黄河流域发生了大瘟疫,那次大瘟疫是世界性的,从欧洲传来,又经黄巾之乱,产业被破坏极严重,如此它对长江流域的比重才陷于长期失调,要到唐朝才再建。
东汉时是长江流域产业的新地位益益威张,先已有马援征交趾,后更去印度取经的人亦多走南方海道,这海道虽比西域陆路历史浅,却分外见得发育快。那次大瘟疫,长江流域又受害较轻。黄巾之乱,此地亦少波及,东吴但有山贼,荆州且更安静。荆州东连吴会,西控巴蜀,南有潇湘江水交通,联结南方海道,是长江流域的经济中心,又北有汉水,荆州与襄阳合称荆襄,是开向中原经济的大门,所以刘表亦会有一代的名望,而且此后一直是政治军事的重镇。但是长江流域不能就此代替黄河流域为华夏的王畿,三国之时,东吴最繁华,蜀最法严,但气魄仍是曹操这边最大,魏在黄河流域。
三国之时,南方海道越发兴旺,为东吴所有。巴蜀则自秦时有寡妇清开矿致富,汉武帝时卓王孙有家僮八百人,及王莽末年公孙述称帝,已早有了气象,又经诸葛亮经营,成都沃野千里,纺织业亦发达,蜀锦很有名。诸葛亮又继马援而渡泸平蛮,从东吴分得一部分南方海上的贸易,故能“功成三分国”,而且六次出兵讨魏。巴蜀的地形,吴会的财力,若像西洋,乃是各各分立为民族国家,中国却因有汉文明的大一统,故惟有争中原,而终不自外于中原。
晋朝的统一时间很短暂。关中自东汉末年丧乱残破,曹操迁都许昌,晋亦都洛阳,黄河流域失去关中为根基,对长江流域终无力统率。又自曹操征乌桓,司马懿征辽东,通朝鲜日本的东北商路增强了今时华北地方的产业地位,此地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成为三个互不相下的力量,遂有五胡乱华,从此分为南北朝。晋室南渡后,长江流域虽然偏安,却还统一,而北方则群雄割据,黄河流域整个的陷于分崩离析了。
但关中仍在恢复兴起。彼时印度正全盛,西域甘州凉州物阜民殷,与华夏的联系仍通过关中,故苻坚能以百万之众南窥晋室。其后隋唐皆是凭关中的产业新气运,才又统一江南,而且削平了北方群雄,连华北地方的产业亦收来置之于肘腋之下。唐朝是远比汉朝更有西域工商业的明亮,玄宗时凉州的上元夜灯市,繁华竟不减长安。而长江流域则经东吴与东晋的风流人物,楚民族的浓重气氛已化为平易,与汉文明遂无间阻,唐朝壮阔如西汉,却有汉朝所不及的温柔艳丽,此即是江南的。唐朝的游冶郎如李白等,皆喜欢长安及甘凉及吴会,长安是“万户楼台临渭水,五陵花柳发秦川”,甘凉是“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吴会是“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但唐朝至天宝年间,西域商路盛极而衰,因其时印度已开始凋落,被回教帝国所垄断,西方世界与中国通商几乎都转移到南方海道了。于是甘州凉州萧条,而关中失去背景,遂又河北跋扈,江南游离,安禄山之乱,河北变成了藩镇割据,而江西的永王璘亦叛,其后还有李希烈自称大楚皇帝。及黄巢入长安,关中更从此破落,连残剩的西域陆路贸易亦转落于契丹之手了。契丹且又占领东北商路,故其势力骤然强大。
黄巢乱后,关中从此降为山西的媵属。可是广州亦被黄巢杀了波斯商人十二万,却随即恢复,因为长江流域及珠江流域皆正在兴旺头上。此地不服中原辖管,而为蜀,为南唐,为吴越。他们都很繁华,但是汉文明大一统的元气还不能出在这里。
此时是有个新的中原正在形成中。自从昔年隋炀帝开运河,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经济枢纽遂在开封,不像过去的从樊襄到关中。这运河不但联结江南,亦联结山东与河北,故五代藩镇亦在这运河圈内的山东河北河南地方最强,而宋朝统一了这运河网,遂亦统一了华夏。宋朝的京都在开封,是中原与江南成了新相知。惟有对华北终奈何不得,宋太祖最后才伐北汉,即是觉得河北的事不容易,而石敬瑭时已割让与契丹的卢龙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则到底不能收复,其后且至于迁都江南以避金兵。
但河北经济后来亦终归要统一于华夏的,而长江流域则到宋朝才真的同化了。宋朝虽不及汉唐的壮阔,都因为中国历史仍有着伟大的前景,不因一朝的偏安而气馁,而且因与江南成了新相知,故宋朝文明亦有比汉唐更好的地方。汉朝文明是诗经的,极其平正,虽燕赵之士的慷慨悲歌亦是直谅,而长江流域的楚辞则郁结难舒,悲歌而不慷慨。晋室内渡,王谢风流,竹林放达,底子亦还是这慷慨,他们不受一点楚辞的影响。他们是蒿目时艰,伤心人不堪闻泣,有意不使自己的心境变成像屈原,但有意即不免做作,故放达流为放诞。唐朝人则不忌讳,唐诗即颇有楚辞的成分在内,且把来化了,但亦还嫌太浓太艳。李白以汉文明的直谅,取荆楚与江南的新意,而化为简约明快,故苏轼喜之,以为尚在杜甫之上。李白与白乐天皆成于江南。晚唐白乐天的诗,其平易实开北宋诗的先声,故苏轼又极敬服乐天。唐朝的是繁华,宋朝的是清华,到宋朝才江南的美亦生于平正简易,比唐朝更能举重若轻。读宋诗,只觉更有一种平民的贵气。
却说那河北经济,只看隋唐东征,两至平壤。高丽日本来观国光,东北商路的重要性亦已可见。宋时河北经济对河南的比重,有如唐时甘凉对关中,但唐时甘州凉州新兴的产业是精致的手工业,且有农业与马匹,这些都很容易与华夏经济取得和谐,甘凉又是西域与华夏舞乐造像壁绘的交流地,除了产业还有文明的相契,故关中能与之相处得很好。而宋时河南与河北则合不来,这是河南自身的基础不及关中,而亦因河北的产业虽然强大,可是粗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