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慎氏出妻月余,慎溃氏也离开了鲁国。这却是子贡所为。
原来,这慎溃氏与子贡家同为曲阜城内的商业世家,彼此情同手足。子贡知道,慎溃氏与季孙氏却系非亲非故,并无盘根错节的关系。只是季孙氏贪财好色,慎溃氏经商,足迹遍及江南塞北,常不吝钱财,于外地购些珠宝美女赠送于他。特别是那苏杭美女,歌喉如莺,舞姿似蝶,金石丝竹,无所不精,枕边榻上,云雨无度,令季氏神魂悠荡,故而两府来往甚密,慎溃氏也就有恃无恐。
这一天,子贡拜访慎溃氏,见了面边施礼边口称“老伯”。慎溃氏素知子贡为孔子得意高足,近来又成了大司寇的膀膊,所以格外热情,倍加殷勤,设盛宴款待。三巡过后,子贡假装有几分醉意,极神秘地对慎溃氏说
“贤侄有何机密?”慎溃氏惊疑地探过身去,竖起耳朵听。
“伯父能为赐保密乎?”子贡欲言又止,故意制造了一种玄妙气氛,“万一事泄,赐命休矣!”
“贤侄但讲无妨,老朽定然守口如瓶!”慎溃氏站起身,指指上空说
子贡将身子挪至慎溃氏近前,将口附到他的耳边,低声地说
老伯富甲天下,听夫子说,需捐十万军资。“
慎溃氏一听,脸都吓白了,生意人爱钱若命呀!他结结巴巴地说
“赐之所以冒死前来知照,就是为让伯父早图良策,以免倾家荡产。”子贡极为关切地说。
“有何良策可图呢?……”慎溃氏抓耳挠腮,热锅上的蚂蚁似地在客厅内走来走去。突然,他止住了步,颇为兴奋地说
子贡最怕的就是这一招,他也早料到慎溃氏必用这一招,忙摆手制止说
慎溃氏果真被镇住了,他坐立不安。他知道子贡的机智与权变,极力恳求子贡为他想个万全之策。
子贡故作沉吟,卖足了关子之后才说
慎溃氏以为子贡为他出了个好主意,便盛赞子贡的聪明与才智,连连施礼称谢,并表示以后赚了钱,发了财,定以重金相酬。
不久,慎溃氏便匆匆收拾细软,变卖了财产,举家出走往楚国去了。
淳于氏罪恶昭彰,民愤难平,现已关押死牢,季桓子下令判死,不日将车裂于市,以教万民。欲处死淳于氏,闵损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夫子刚做大司寇不久便杀人,便处人以极刑,跟他所一贯倡导的“仁政”、“德治”背道而驰。孔子解释说
经夫子一说,闵损恍然大悟。难怪他当年宰单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施行夫子的“仁政”“德治”,但政绩却并不理想,原来症结在此。
淳于氏被车裂于市,观者人山人海,无不拍手称快。
孔子并非只讲仁德,不讲法治。
自此以后,鲁国刑事案件大幅度减少,社会风化大变,逐渐形成了一个民安政清的政治局面。
第二十章 计强公室 行堕三都
公元前498年,孔子五十四岁。
孔子做大司寇不到两年,不仅取得了外交上的重大胜利,而且把鲁国治理得政清民安,一派盛世升平景象。孔子执法,不同于他人,罪大恶极者固然也绳之以法,甚至处以死刑或极刑,如淳于氏就被车裂于市,但更重要的是以仁德,以礼制教化人民,使人民知道怎样做对,怎样做不对,何为荣,何为耻。他说
孔子整日忙得不可开交,不仅忙他司寇府的本职工作,而且鲁定公常召他进宫,请孔子讲为政,讲治国,讲御民。定公深深感到,满朝文武之中,孔子不仅最有才干,而且也最忠诚于他。季桓子也三日两头召见孔子,把自己冢宰的份内之事推给孔子去办。孔子有令必从,从不推托,件件谨慎,样样认真,俱都办得十分出色,而且谦恭有礼,从无僭越之举,彼此配合得异常默契。忽一日,季桓子对孔子说
孔子回答说
季桓子请问道
孔子不假思索地说
季桓子拱手谢道
季桓子立即令冉求等督工改筑,朝野上下,有口皆碑,盛赞季桓子远比其父贤明,能够礼贤下士,任用贤人。孔子自然也并不与季桓子争功,把鲁国的开始强盛和大治的功劳全记在季桓子的账上。
在季桓子看来,鲁国即季氏,季氏即鲁国。他认定,孔子虽忠于社稷,但更忠诚国民。国民要富,鲁国要盛,非依赖孔子不可!恰在此时,又有人为季桓子买来了一批江南佳丽,季桓子更加沉湎于酒色之中,无心问政。他认为,这样美梦于温柔之乡,远比被政事弄得焦头烂额舒服得多,幸福得多。由于长期迷于声色,荒淫无度,精力和身体每况愈下。于是,他奏明鲁定公,委任孔子代理冢宰之职,并参与国事的讨论。季桓子想,代理而已,若不如意,随时撤销。这样以来,既可在鲁定公和天下人的心目中改变季氏弄权的印象,又可充分借助孔门弟子的力量巩固自己的势力。鲁定公自然十分赞同,孔子代理冢宰,可以强公室,抑私家,削弱“三桓”的势力,改变鲁君世代受人摆布的局面,因而二人一拍即和,但却是同床异梦。孔子半推半就,也就欣然接受了。在鲁国的贵族统治集团中,除有名无实的鲁定公和掌握实权的季桓子,这时的孔子已跃居为第三号人物了。
孔子回到家中,喜形于色,笑容可掬,立即命家人杀猪宰羊,设宴庆贺。子路心直口快,见夫子兴奋得不能自抑,便开口说道
孔子笑哈哈地说
子路问
孔子回答说
子路不再多言,与一班同学入席共饮,尽欢而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