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九龄之所以能够突破地域的限制,除了本身才能气度的确超人一等之外,更重要的便是获得了张说这个文坛宗主与当朝宰相的赏识与提拔。
历史上张说对张九龄的提拔可谓不遗余力,不独借助自己文坛上的影响力为张九龄扬名,积极的向玄宗举荐其人,这一份交情更延伸到私情上,以同族而叙昭穆。
张九龄对张说的赏识自然也是投桃报李,在张说与姚元崇的权力斗争中便积极冲在一线、毫不惜身,张说去世后更亲自执笔、拟写墓志,署名族孙。
当然真正让张九龄成为盛唐名相的也并非两人之间的私情,张九龄虽然循张说而见显,但当成为宰相后,还是超越了张说的影响力,做出了自己的一番作为。特别其人谏杀安禄山却不获玄宗应允,之后安史之乱爆发时更让时流感慨张九龄识人之明。
李潼对于张九龄自然是印象深刻,不仅仅在于其人史书中的形象,更因为张九龄这个名字早在之前便不乏人向自己提及。
如今开元几位宰相,王方庆、李昭德、刘幽求等都曾先后担任广州都督。禁中君臣偶尔闲话时,李潼或会问起岭南地表有什么出色人物,几人也都不约而同的讲到了张九龄。
一方面自然是因为张九龄出身岭南显宦人家,所以才在少年时代便有机会同广州都督这样的封疆大吏产生交集。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此子自幼便聪颖早慧、学养不俗,否则几位宰相也不会对远在天南的一个州官之子印象深刻,乃至于转达天听。
特别是眼下仍在广州任上的刘幽求,在去年贡表之外附书一则,就是比较正式的向圣人举荐,书中言道此子虽然功名未著、但请圣人勿以常材后进审之。
张九龄不独诗文见壮,甚至对岭南政治也颇有匡见,在刘幽求开凿大庾岭山道之际,其人便暂充幕僚,积极奔走联络岭南诸豪强宗社,如此用工繁重的一项工程,没有在岭南造成民怨沸腾,张九龄上下联络沟通之劳也是颇有助益。所谓天南入贡,海陆时料之余,此员亦可称一珍。
唐人爱赏评时流俊彦,且言辞不乏夸大,诸如狄仁杰年轻时便被称许为“北斗以南、一人而已”。刘幽求对张九龄的评价则是天南一珍,倒也颇得时代三味。
有了大臣们频频提及,再加上原本历史的记忆,李潼想不注意张九龄都难。
这个还未有功名出身的广东小青年,还没有入京便已经简在帝心,因为错过了去年秋贡入京,李潼甚至还传令广州市舶司具车一驾、专送张九龄入京应试,也算是表彰他在开凿大庾岭山道所做的贡献。
当然,这件事只有受命诸员知晓,李潼也并没有对外宣扬。毕竟张九龄眼下只是一个岭南贡举人,若恩眷太盛、人尽皆知,势必会影响到科举的考选结果,对其他贡举人而言是一个打击,对张九龄也未必是好。
且不说张九龄已经得到圣人的眷顾,倒是张说这个历史上的伯乐并不知已经被人挖了墙角。
他自安南都护府归朝后,便历任台省官职,与张九龄之间全无交集。但宿命的力量仍然强大,哪怕仅仅只是看到张九龄一篇赋文,便表露出极为欣赏的态度,可谓是王八看绿豆,但却不知有人已经先下手为强。
此时听到张说对张九龄赋文的激赏,圣人却板起脸来正色说道:“国家所制典选科举,自是才流汇聚、人共竞艳。选司凡所当直,只需就案论事,不当以案外杂声充斥选则!华文馆所制时文所可赏鉴,但功名考授仍定于礼部试中,切忌通案混淆、有干公允!”
张说闻言后连忙点头应是,心中却有些疑惑圣人对这个名为张九龄的举人感官究竟是喜是恶,而来日就案监考时,他究竟是要凭才取人,还是要循圣意取舍?
他并不知这也是圣人对他的一个小小考验,想借此看看他是否已经具有进入政事堂的资格。
张说也是一个少年成名的典范,永昌年间制举夺魁、惊艳河洛,凭一己才力突破了家世的不足,获得许多时流名臣的欣赏。进入开元后,在朝则历任台省,在外则经治地方,可以说是皆有建树,到如今资历上也已经足堪拜相。
但不同于宋璟的入朝便立即拜相,李潼对张说还是有所保留,不是因其才能有逊,而是因为这家伙太聪明了、以至于原则性不够强。
眼下开元政治井然有序,倒不存在什么大是大非的立场问题。凭张说的才能资历,拜相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但是早是晚,区别却很大。
眼下的张说,年纪还不到四十,但时誉已经颇著,在士林文坛中的声誉已经威胁甚至将要超过李峤这位老国手,即便此际拜相,也可以说是众望所归。
但张说为人灵活、社交能力极强,壮仕之年便高居宰执的话,一旦原则性与自律性稍逊,就非常容易滋生朋党、逾越本分。
这也是李潼一直对其且用且防的原因之一,如今内外事务日渐繁多,他的确需要执政能力极强的臣员待在政事堂。诸如钟绍京等旧人虽然忠诚可靠,但在能力上却有逊色,所以即便拜相也往往担任并不长久。
如今政事堂几名宰相,也不是李潼理想中的最佳组合,像户部尚书姜师度,明明已经位居宰执,但却仍然有欠执政全局的视野,所关注最多的还是天下州县何处可以修埭通漕,偏科的严重。
宰相这个位置不止要沟通上下、作为帝王与朝廷沟通的桥梁,也要具备全盘的视野与通辨的能力,才能上如果有所短板,就会加倍的彰显出来。
过去几年政事堂官位轮换也有多员,但真正称职的却是不多,能够得一个中否相间的评价已经算是客气。这还是因为有圣人总揽大局,天下由乱转治、国力蒸蒸日上的大方向所导致的,宰相们的政治之功则就体现的不够明显。
过去数年,朝廷的执政脉络是从最初的由乱入治、恢复生产,再到重修武备、向外开拓,扩增财源、修律修典,到如今,内外都已经没有大的危患,或者说一些隐患都已经潜伏下来,难以再直接的察辨出来。
这样的局面,其实需要执政的宰相们拥有更强的能力,才能见微知著、从小处察觉并杜绝隐患的发展。
张九龄之所以能够成为开元最后一位名相,就是因为在他执政期间,能够从盛极一时的开元盛世当中洞察到许多的积弊与隐患,并在之后的年岁中一一应验爆发出来。
只可惜那时候的开元政局已经不复最初的开明包容,君臣承平享乐、讳疾忌医,没能进行系统性的自我纠错。
李潼虽然不失居安思危的觉悟与精神,但他毕竟高高在上、久居禁中,很难完全体会民间的疾苦,所以也就需要宰相们正谏匡扶,才能给世道局面的发展带来新的推动力。
因此对于张说,李潼也就有着更高的要求,除了才能之外,更看重其品德是否有了长足长进。张说归朝数年,一直都在考察期中,这一次主持今年的科举,便是一次阶段性的考核。
至于说截胡张九龄这个张说的干孙子,也不只是纯粹的恶趣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