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李潼便住在禁中闲苑,算是深刻感受到了他奶奶春天般的慈爱关怀。每天早晚赐食,并嘱令宫婢每天起居勤奉,那都基本操作。
同时武则天本人对这个孙子也是非常上心,每天退朝归苑,若不召集宰相公议事务,必定召少王入殿,哪怕处理政务的时候也不例外。有时候遇到一些可堪咂摸的章奏事务,甚至直接将奏章推给少王,并询问少王对此的意见。
祖孙之间讨论最多的,自然还是有关百司诸州公廨本钱缴公处理的问题。在这方面,李潼的许多看法,都能深得他奶奶心意。
像李潼所主张的百司事外余惠进行归纳统筹的处理,武则天除了深表赞同之外,甚至已经开始讨论具体的细节问题。
其实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朝廷也并非视而不见,只是管理的力度一直不够高。
像是李潼眼中所涉的诸司库余、回残等等名目,其实早在垂拱初年颁布的《勾帐式》就有所涉及,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确立了四柱记帐法的应用。
原本朝廷所采用的三柱记账法,只有收、支、余三项内容。而四柱法则新增了旧账余这一项内容,将旧库剩余也纳入了统计之中。
但这样的改革,仅仅只是在勾检审计上进行管理。至于具体的管理操作,则就一直延续到开元、天宝时期,在宇文融、杨慎矜这些理财能臣的努力下,才成为政府行政的一部分,并扩展成为一项新的财政收入。
回残、库余名目虽然不算好听,但却不可小看当中的利润之高。
像是李潼在西京时,他丈人唐修忠曾经向他引荐陇右马王张万岁的儿子张克己。李潼与之谈论马事,其中便涉及到有关陇右诸厩税草与死马处理的问题。
陇右马事繁荣,诸厩饲马几十万匹之多,这当中所牵涉的物用之繁可想而知。
像是每年的税草出入,往往每年季末的时候,诸厩仓邸中还会残留着多少不一的旧季剩草并食料,但是新的税草又需要接收入库,于是这些旧的只能压价处理给当地牧民。
张克己本身便拥有着规模颇大的私人马场,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每年单单通过这一项买卖,便能节省成本数万缗。
还有就是那些病马死马的处理,朝廷只是规定马皮要上缴司府寺备用,但是马的肉骨胶等材料,则就由地方各厩自己处理。
每匹马这些材料加起来,能得几十、上百钱不等,单独来看不算多,可是数量一旦大起来,竟年所出,绝对是一个惊人数字。而这些所得,既不入账,朝廷也就无从勾检。
张克己还仅仅只是陇上一个私人马场主,所论也仅仅只是马事一桩,言语中所透露出来的朝廷各种虚耗流出,每年就已经有十几万缗之巨。
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如果朝廷能够有一个专门负责此事的机构统筹处理,那么每年额外的收入,必定惊人。
事实也的确如此,开元、天宝年间,仅仅只是关西马事围绕这些回残进行的剩利经营,在不考虑朝廷所增加的成本投入情况下,便直接将马政规模又扩大数分。
至于将常平仓作为飞钱汇票的物质基础,李潼主要意图也不是贪此便利。常平仓的基本操作是贱买贵卖,以平抑物价,防止谷贱伤农。
但在天宝年间之前,诸州常平仓各自为政,只是负责自己的一摊事务,不独盈利有限,甚至就连基本的维持都很困难。特别是在一些产粮的大州,更是每年都需要耗费朝廷大量的钱财贴补才能维持。
不过安史之乱后,名臣刘晏改革常平法,将各州常平仓进行统筹管理,采取贸迁制度,常平买卖不再只局限于谷米,万货入法,仅仅常平盐一桩,便为朝廷创收巨万。
甚至由此延伸出一个专门的使职,那就是盐铁转运使,并在唐中后期包括北宋前期,成为财政大臣三司使重要的职能部分。
时下虽然以农为本,但是各地物产多少不均却是一个天然的问题,互通有无也是必须要进行的,商业行为作为社会行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是有其存在的意义。
李潼的整体构想是,以官府公廨本钱作为成本,统筹包揽各项行政冗余和虚耗,借助常平仓这本来就已经具有的仓储系统,打造一个国营的商业体,或者可以干脆直接说,就是国营的供销社。
当然,设想这些的时候,李潼的目的也并不纯粹,因为这涉及到这对朝廷百司包括各州县职权方方面面的侵害。
比如清点各方库余、回残,涉及到财政勾检审计,这本来是秋官刑部下属比部的职权范围。而常平仓,本来隶属于司农寺。至于诸州土贡的收储并支用,则就隶属于司府寺与少府尚方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