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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资银行伦敦支行已经被皮尔逊控制，巴黎支行事实上已被解散，而他自己又身在纽约。在成功欲望的驱使下，他不得不在纽约支行的基础上重振整个公司。

如果说安德鲁在12月9日的短函在实质上仅仅是他意图的流露，那么一个月以后他就正式向阿尔兹切尔施压了。在一封三页的信中，他明确地告诉阿尔兹切尔，解散由阿尔兹切尔一手创办起来的全美投资者综合基金的时候到了。他还提醒阿尔兹切尔，　“一年多以来”　他一直努力说服阿尔兹切尔，全美投资者综合基金必须解散。“事实证明，我说得没错。”他在信中这样说道。他还提到了1941年9月的全美投资者综合基金董事会会议，他本来希望阿尔兹切尔能在会议上宣布解散基金。“当时存有友谊和抚慰之心，因此我没有进一步要求。但在这以后，我们从去年10月月末开始又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但是一直没有做出明确的决定。”安德鲁在信中写道，战争的爆发让他有充分的理由（外加其他原因）迅速解散基金。“我希望聪明的你能够主动解散基金，因为你是公司的决定性人物。我真诚地希望自己能说服你，让你相信采取这样的行动是完全必要的。我们要正视现实，不要抱有徒然的幻想。在1942年我们将不再让公司的资金遭受无谓的风险。在我看来，没有任何人会因此而失去威信。恰恰相反，这是见识和勇气的明证。”安德鲁在信中解释说，自己已经就此思考了“很长时间”，是出于“朋友”的忠诚以及“巴黎合伙人的责任”来发表看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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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节：1　大　佬（27）

为了确保阿尔兹切尔能明白自己的意图，安德鲁在结尾处这样写道：“我希望这次我能成功地说服你，你能照我的意思做。我希望你能清楚我的观点。说实话，对我个人而言，时刻肩负公司的责任非常劳心劳力，我已经目睹了公司太多的困难和危机了。”

这封信直接导致了阿尔兹切尔的大权旁落，但是他不得不放低高贵的身份来咽下这枚安德鲁给他的苦果。他曾帮助安德鲁来到美国，并帮他安顿下来。在安德鲁抵达美国后，阿尔兹切尔还邀请他到自己庄园度周末，安德鲁在那里结识了第一位美国驻联合国女大使马丽塔·特里等社交名流。阿尔兹切尔还帮助安德鲁的儿子菲利浦进入迪尔菲尔德中学和哈佛大学念书；他甚至还在1943年1月给国务院写信，试图帮助安德鲁的侄子、身陷西班牙监狱的米歇尔·韦尔获取美国的紧急签证。

尽管他提供了如此多的帮助，但到了1942年年初，他在工作上还是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安德鲁在32层的高处不断向他发难。而且他也没有收到皮埃尔·戴维－韦尔的任何消息，现在只有皮埃尔是安德鲁的制衡力量。1942年2月，犹如晴天霹雳—他受到了拉扎德投资银行领导人罗伯特·金德斯利伯爵的尖锐指责。出于礼貌，阿尔兹切尔向金德斯利报告了纽约合伙人的年度变动情况。但不知何故，金德斯利似乎被惹恼了。他给阿尔兹切尔写信说，自己宁愿收到纽约合伙人寄来的“私人信件”，也不愿意“被当做一名普通合伙人那样看待”。为了让事情平息下来，阿尔兹切尔过了六周才回复这封信。他很诚恳地回复说，自己很感谢金德斯利的“正确批评”，而且他还说：“我们之所以没有及时通知您关于纽约合伙人情况的变动，主要是考虑到在这战火纷飞的年代，您肯定要处理大量的紧要问题，因此合伙人变动这种小问题暂时可能不甚重要。此外，相对于业务量的缩小，人员变动的重要性就位居其次了。这也说明我们在将来还有许多问题要处理，这些事情在一朝一夕是无法得到满意的解决的。”他在信中告诉金德斯利，他希望“皮埃尔在不久后”能亲自来纽约视察，这样就能“有机会向他请教”，进而让公司有更明朗的前景。

但是当皮埃尔在1942年5月来到纽约后，安德鲁对阿尔兹切尔的敌意并没有得到缓和。皮埃尔·戴维－韦尔和阿尔兹切尔之间的关系很友善，他们具有贵族气派，而且都很圆滑，这和理性好斗的安德鲁完全不一样。“皮埃尔对安德鲁的称呼总是中规中矩。”　马丽塔·特里曾经这样说，“虽然我感觉皮埃尔钦佩他，相信他而且依赖他，但是我不觉得皮埃尔喜欢他。”但无论如何，皮埃尔和安德鲁以所有者的身份联合了起来。在他们眼里，阿尔兹切尔不过是一个拿着高薪的雇员。就安德鲁而言，在尽量融入纽约上流社会的同时（他会穿着三件式套装去拜访阿尔兹切尔的农场）他开始私下里向其他从欧洲移民过来的朋友吐露：“在一年里，我将成为老板。”

事实也确实如此。阿尔兹切尔勤勤恳恳为拉扎德投资银行奉献了近35年—在1919年纽约和伦敦支行面临清算的时候无私地提供帮助；默默无闻地带领公司走出了1924年的危机；在1931年和1932年濒临破产的时候，仍在苦苦支撑；在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岔路口带领公司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当纳粹分子查封了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后仍保持坚定的信心……当他凭借自己的家庭和政治关系去为高级合伙人皮埃尔·戴维－韦尔和安德鲁·梅耶这两位著名的犹太人提供帮助，让他们从战火纷飞的欧洲安全抵达美国时，他的奉献已经远远超出了忠诚的定义。他甚至做成了近乎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帮助皮埃尔的家人争取得了美国签证。但即便受了阿尔兹切尔如此多的恩惠，皮埃尔和安德鲁还是一起在他背后狠狠捅了一刀。

1943年12月16日，也就是皮埃尔刚到纽约一年多后，拉扎德投资银行宣布阿尔兹切尔将在12月31日正式“退休”。公告还宣称，皮埃尔和安德鲁将成为纽约支行的个人合伙人，巴黎支行仍是纽约支行的合伙人。作为退休的嘉奖，阿尔兹切尔仍担任他钟爱的全美投资者综合基金的主席。当阿尔兹切尔离开后，拉扎德投资银行按安德鲁的要求撤出了在全美投资者综合基金的权益。正式分道扬镳以后，阿尔兹切尔将办公室搬到了华尔街40号，并将大量的时间投入到外交关系委员会中，以图影响世界局势，而拉扎德投资银行则搬到了华尔街4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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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节：1　大　佬（28）

拉扎德投资银行内部权力变迁的背后原因不难想象，但是人们很难得出确切的结论，毕竟所有的当事人都已过世。拉扎德投资银行前合伙人帕特里克·格舍尔曾这样说过—合伙人们曾就安德鲁和皮埃尔取代阿尔兹切尔的问题进行投票，尽管只有一位纽约合伙人投票反对阿尔兹切尔，但他还是被踢出了局。1998年为拉扎德投资银行150周年庆出版的拉扎德投资银行简史对这次事件仅做了如下简单刻薄的描述：当安德鲁和皮埃尔来到纽约的时候，他们发现纽约支行“已经乏善可陈。但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这两位法国合伙人就开始重建公司，他们开始吸收新的合伙人，并在华尔街和业界寻找新的合作伙伴”。

阿尔兹切尔业已过世的儿子亚瑟是高盛的长期合伙人，他曾不止一次描述他父亲的遭遇。“我从来不认为我父亲有过任何控制权，”他说道，“我相信控制权被牢牢把握在法国合伙人的手中。在任何时间里，只要这些法国合伙人想要实施控制，他们就有能力这样做。”在私底下，亚瑟·阿尔兹切尔极其反感安德鲁和皮埃尔对待自己父亲的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亚瑟在意大利一座豪华庄园度假时意外地遇见了将成为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的罗伯特·阿格斯汀利，他们两人在高盛工作时就彼此认识。阿格斯汀利一直记得这次偶遇，当他告诉亚瑟自己将离开高盛去拉扎德投资银行时：

他看着我说：“你还敢去那个鬼地方工作呀。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对待我们全家的吗？”然后他接着说：“我父亲当时在那里工作，他非常忠诚，我们全家都对那些家伙非常忠诚，我们非常体谅他们。战争爆发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任何法律义务要把他们带过来。他们非常粗鲁无礼，他们把自己的公司丢给了代理人管理。我们是体面的人，因此我们把他们接了过来。但接下来我所知道的是，他们递了一些文件给我父亲，然后我父亲就被赶出来了。我们家族当时是纽约的犹太名门。我们是有尊严的人。我们的名声要比他们的好。这帮人就这样溜进了公司—皮埃尔·戴维－韦尔只不过是受安德鲁这个狡猾卑鄙的坏蛋所控制的傀儡。你是高盛的人，为什么要帮那伙人干活呢？”

弗兰克·阿尔兹切尔显然认为自己遭到了合伙人的背叛，但他还是能在公开场合保持镇定。在公开宣布离职的4天后，他给伦敦的罗伯特·金德斯利发了封电报。“非常感谢你通过皮埃尔转致的问候。请放心，纽约支行正处于多年来最稳固和最有希望的阶段。向各位合伙人和你们的家人致以最诚挚的祝福。”1944年1月，阿尔兹切尔推荐皮埃尔加入了位于百老汇60号第21层的一家入会限制严格的社交俱乐部瑞瑟斯。1945年3月，他又推荐安德鲁加入了这家俱乐部。1944年10月，他给七十多岁的戴维·戴维－韦尔写了一封短信，向这位德高望重的拉扎德投资银行长者表示祝福，并告诉戴维自己在战争年代非常想念他。他还在信中说起了自己离开拉扎德投资银行的经过，尽量把这件憋屈的事情描述得轻松一点。“毫无疑问，您肯定已经知道了我的长期合伙人关系已经结束了。”他写道，“早在7年前我就有这样的想法了。我唯一的遗憾是，误解似乎已经影响了我一直珍视的友谊。”但是他却没有收到戴维的回信。

1945年5月，阿尔兹切尔去了巴黎，在那里他给安德鲁寄送了一封让人非常伤感的信。这封法文信只有两页，主要介绍了他在那几周内了解到的一些事实，这些事实说明米歇尔同母异父的兄弟吉恩·盖拉德已经死了，而且非常可怕。纳粹分子逮捕了吉恩，然后在1943年把他送到了多拉。一到那里，他就被强迫进行苦力劳动，连续7个月在地下挖秘密隧道，每天要劳作12至18个小时，而且不能到地面上来。纳粹看守对待战俘非常残忍，强迫他们在隧道里睡觉。1944年5月左右，包括吉恩在内的很多囚犯在几个月来第一次被允许到地面上来。但是吉恩很快得了心脏病，他开始变得非常虚弱。然后他被分配当电工。这时候，他才能偶尔有机会与同伴下下象棋或做一些数学计算。1945年4月6日，纳粹用火车将吉恩从多拉集中营强制送往位于柏林东北部的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在那里，他患了痢疾。阿尔兹切尔在信中写道：“这次出行的条件极其恶劣，火车的每节车厢都塞了130个人，他们没有任何食物，就这样连续站了9天。很少有人能活着到达目的地。我无须详述这趟火车上发生的暴行，我只想告诉你这样的事实，80％的人在到达拉文斯布吕克前就已经死了。”在死亡边缘挣扎的吉恩挺过了这次旅程，纳粹把他扔到了拉文斯布吕克医务室的台阶上，据说他在4月15日或16日死在了医务室。一个从拉文斯布吕克逃出来的战俘回到巴黎后把这些可怕的消息—但是至今仍未得到官方证实—告诉了皮埃尔·戴维－韦尔。不过无论如何，还是有“非常渺茫的希望”，吉恩可能从拉文斯布吕克逃到了俄军控制地区的某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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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1　大　佬（29）

这个悲惨的消息击垮了皮埃尔和贝丝。虽然阿尔兹切尔要求安德鲁不要把这事告诉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或者他们身边的人，不要向他们暗示吉恩可能已经死了，因为他们一直怀有渺茫的希望，认为吉恩还平平安安地待在医院里。但是1945年6月月末的一天，皮埃尔和贝丝还是得到了确切的消息，证实吉恩已经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身亡了。阿尔兹切尔用电报向皮埃尔“发送了他和他妻子最诚挚的慰问，对已经证实的悲痛消息深表同情”。皮埃尔从位于巴黎吐欧特大街5号的拉扎德投资银行临时办公室做了回复：“贝丝被您和海伦的慰问深深感动了。您亲爱的朋友，皮埃尔·戴维－韦尔。”

但战争年代发生的事情已经改变了阿尔兹切尔和皮埃尔之间以及阿尔兹切尔和安德鲁之间的友谊。尽管我们很难从他们的通信中看出端倪，但是阿尔兹切尔与其他人的通信却清楚地显示了他们之间的裂痕。在离开拉扎德投资银行多年后，阿尔兹切尔经常给住在纽利的安德鲁·拉扎德的孀妻姬尼特·拉扎德写信。在其中一封日期为1952年7月（戴维·戴维－韦尔死后的第10天）的信中，阿尔兹切尔向姬尼特吐露了安德鲁·梅耶和皮埃尔让他遭受的终生创伤。“现在距离我们上次通信已经有很长时间，我常常会想起您。”他这样写道，“我在前些日子得知了戴维·戴维－韦尔过世的消息，对此我感到非常悲痛。我从小就认识他，而且我和他的关系本来一直特别好，但是皮埃尔向他的脑海里灌输了一些对我不利的观点，皮埃尔在戴维面前歪曲了他和我之间的不愉快。我还想向弗洛拉—戴维·戴维－韦尔54岁的妻子—表示慰问，但现在我感觉自己会打搅她。唉，我真是受够了！”

安德鲁·梅耶自然不会考虑阿尔兹切尔的感受。首先，安德鲁根本无法理解这种受伤的感受；其次，他没有时间来缅怀过去。战争很快结束后，安德鲁预期美国和欧洲肯定急需复兴严重受损的经济和基础设施。拉扎德投资银行急切希望自己有资格帮助美国领导人达成经济目标。为此目的，安德鲁迅速抛弃了阿尔兹切尔领导的那些老的合伙人，组建了新的队伍，其中包括来自全美投资者综合基金的阿尔伯特·赫廷格；李·希金逊公司（Lee　Higginson　&　Co。）的前合伙人及交易人乔治·莫雷恩，以及前军官、小型经纪公司希尔兹公司的雇员埃德温·赫佐格。“从一开始，安德鲁就一心只想着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彻底换员和公司重建。”卡里·赖希在《金融家》中这样写道，“拉扎德投资银行的业务类型相当繁杂—这是如此规模的大公司所存在的典型现象—安德鲁认为这是一堆缺乏系统的、毫无利润可言的大杂烩。在他眼里，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大部分合伙人和员工都是一群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因此，他迅速在业务和人员这两方面进行了大洗牌。”在抛弃了阿尔兹切尔领导下的老合伙人之后，他关闭了波士顿、芝加哥和费城三地的地方性经纪事务所。纽约—具体而言就是位于华尔街44号的简陋房间—就是拉扎德投资银行在美国的唯一机构，银行费用也将大幅缩减，一切都要符合安德鲁的难民心理。拉扎德将不再因为零售客户而浪费宝贵的时间和资本。

在拉扎德投资银行历史的前一百年里，它经历了多次财务危机，每次都勉强逃脱厄运。安德鲁希望在自己充分掌权的情况下，拉扎德投资银行能打破这种不幸的模式。安德鲁希望把拉扎德投资银行改造成一家专注于公司重组和公司发展的全球性公司。“安德鲁希望能把拉扎德投资银行打造成这类业务中的领先企业，这里不是指在规模意义上领先，而是在品质方面领先。”　1946年加入公司的合伙人弗雷德·威尔逊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