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前面摆的都是重庆这种大码头的龙门阵,至少也是县衙门的龙门阵。现在轮到我来摆了,我是一个乡坝佬,只能摆一点乡坝头的龙门阵。恐怕就没有你们摆得那么龙飞凤舞、有声有色了。不过我在乡坝头所见所闻的事,恐怕也是你们城里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吴科员,哦,照规矩也应该叫他在我们冷板凳会里的雅号“羌江钓徒”了。羌江钓徒今晚上拈着阄,该他来摆龙门阵。他便这么说开了头。
说实在的,我们历来没有在这位“钓徒”身上寄多大的希望。
因为他的身体不太好,说话有气无力,常常在他说话的中途,出现许多故障,不是咳嗽就是吐痰,或者要端起他那古色古香的陶茶盅轻轻地呷两口酽茶,然后喘几口气,做够了拂胸和深呼吸这种种过场,才能接着讲下去。平时他讲话尚且如此,如果让他摆起龙门阵来,该是故障丛生、难以为继的了。但是奇怪,在冷板凳会摆龙门阵和听龙门阵,好像是灵丹妙药一般,许多老病缠身的老家伙,竟然变得精神起来,一次也没有缺席,只要拈阄轮上了的,一个也没有称病不摆。而且一摆起来,也不像平常说话那样,咳嗽吐痰,故障丛生,而是一气说下去,越说越有精神。今天羌江钓徒正是这样,不要看他平时病蔫蔫的,轮到他摆龙门阵,却是那么虎虎有生气,大有滔滔不绝之势。于是大家不胜动容,肃然恭听他的龙门阵。他开始摆起来。
我摆的这个龙门阵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是实实在在的故事。我不如野狐禅师那样善于虚构,善于“冲壳子”,就是他说的,善于“艺术加工”,把眼看就要出纰漏、不能自圆其说的故事,硬是编得圆圆的,天衣无缝,把道听途说的野狐禅,抹上一层亮光光的油彩。你明知听了要上当,也不惜破费工夫听下去,甚至于还赔上叹息和眼泪。我可没有这种艺术。只能实打实地摆点事实,说不圆的就让它残缺不圆,记不清的就让它暂付阙如吧。
我起头就说过,我摆的是乡坝头的龙门阵,先向你们介绍一下乡下的环境,不把背景说清楚,说起这些故事来,你们会说,在文明的二十世纪的中华民国里,怎么会发生这种荒唐的事呢?我们那个县是一个山区小县,我们那个乡场更是一个埋在深山里的小乡场,虽说有一条在乡下人看来已经够大的大河穿过那里,还是交通十分闭塞,社会不大开通。我从那里出来,听到人家摆一些事情,真叫我有《桃花源记》中说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感觉。别的地方都进入到文明的二十世纪了,我们那里好像还停留在皇帝老倌的大清一统天下里,一切风俗习惯还保留着前朝的遗风。没有一个人敢于去怀疑,甚至梦想去打破它。因为我们那里有一个精神上的皇帝,实实在在地统治着我们。这个人姓吴名廷臣。他是我们那里赶上大清帝国最后一次省城的会试中了举的吴举人,又是后来升格为我们山乡的政治、经济、文化领袖的吴老太爷,而且是维持我们一乡风俗礼教的吴氏大宗祠的族长,也就是我要摆的龙门阵里的中心人物。
吴廷臣——我们最好还是叫他的权力的象征的名字吴老太爷吧,身个不高,最多不过五尺。由于鸦片烟的浓缩作用,成为一个精瘦精瘦的样子。脸上一张黄皮,颈下几条青筋,手伸出来只见一双皮包骨头的干爪爪。但那一对眼睛却还保持着清亮有神,腿脚也还灵便。他的脑子里的状态我们虽然不得而知,但是从他说话办事的敏捷度看来,那里的机器是正在以飞快的速度,正常运转着的。有的人说他的脑筋是一块坚硬的花岗石,那是指他的思想的僵化和凝固程度而言的,而他自己却认为是在坚持创造一个“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吴家大湾。他正在致力于挽救这“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颓风”。他认为在皇帝老倌统治下,先辈人创造和信守的一切典章制度、一切风俗习惯都是最好的。孔夫子一脉传下的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思想行为规范,也都是最最好的。虽然这些早已渗进了道家的虚无和清静观念,以及佛家的一些善恶因果报应的观念。所有这一切就集中反映在北京有一个皇帝和三年一大比的科举制度。北京的宣统皇帝一下台(吴老太爷叫作“蒙尘”),科举制度一废除(吴老太爷说是毁了大典),一切都乱了套。一切罪恶、颓风和世道人心的混乱,都根源于此。所以他常常摇头晃脑地说教:要挽救这世道人心,只有一条办法:“立正统!”但是宣统皇帝是确定无疑地下台了。张勋复辟,他很高兴了一阵子。就是袁世凯这个皇帝,在他看来,只算作是一个“赝品”,他也觉得总比没有皇帝的好,也准备去顶礼膜拜。但是都没有如愿。而他要以吴家大湾吴氏家族之力,举起勤王的义旗,明显是徒劳无功的。他也就只有摇头叹息的份了。但是他却在吴家大湾建立起封建正统的堤防,在他统治下的吴家大湾的老百姓,都得按传统的道德规范和风俗习惯来办。谁要违反,他就要举起礼教的鞭子,严厉惩罚。
他坚持在他的堂屋的神龛上供上“天地君亲师之神位”,在神位前还供着一个“当今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的万岁牌,虽然他早已不知道这位万岁爷到底是谁,只要有万岁牌就得到安慰了。隔些日子,他怕这个万岁牌蒙了尘,要斋戒沐浴后,把这个牌子请下来,刷洗得焕然一新。因为这是他的唯一的精神支柱。他对于“民国”深恶痛绝。他反对有的人家把堂屋神龛上供的“天地君亲师之神位”的牌子改为“天地国亲师之神位”,以“国”代“君”,连民国的年号他也痛恨。在人与人之间往来的文书契约上,因为要民国的官家承认才具有法律效力,他无法反对写上“中华民国××年”,但是在人与鬼神和与祖宗的往来中,在一切正式的祭祀大典上,比如老祖宗上供时烧的纸钱包袱上,他却坚持写上大清宣统××年。他有他的解释:“在阴曹的祖宗,哪里知道人世已经反了正(这是他对‘辛亥革命’的说法),不写上宣统年号,怕把钱汇到冥国去,祖宗收不到。”
他在他的堂屋的后房里,仍然保留着他的在皇帝统治下当过官的祖宗传下来“肃静”、“回避”的牌子,特别是那顶盖满红须须,顶镶蓝宝石,还拖着花翎的清朝官帽,更是奉之如神。就是那顶早已破烂的四人抬大官轿,也还放在地上。听说刚反正不久的那几年,他每年都要把这两块牌子、一顶帽子拿出来,晒一下太阳,洗刷干净,甚至把官轿也抬出来整修一番,似乎他随时准备听候皇帝的召唤,要使用这些东西一样。后来看来皇帝再登龙位是没有希望了,他不再每年举行一次清洗大典,可是他还恋恋不舍地独自一人到那间房里去,抚摸那些神圣的东西,发一阵呆,最后叹息一回才出来。
他反对一切新的玩意儿。洋布、洋纸、洋书、洋烟、洋油、洋灯……他都拒绝使用。他还是用他的土粗布和本地绸缎做衣服,用他的本地黄色土纸写文书,看古色古香的线装书,吸本地的叶子烟,点本地的桐油灯。只有一样他作了妥协,那就是洋火,因为用这种火柴点火,实在比用石镰和火石打火方便得多。还有一样,是他极其嗜好的,那就是鸦片烟,鸦片烟本来也是从外洋传进来的,但是他从来不承认鸦片烟是来源于外洋,因为他说他的祖辈人早已抽这种烟了,明明是祖辈传下来的国粹,怎么说是洋货呢?
至于办洋学堂,讲新学,他更认为这是亡国灭种之大患,是想叫堂堂炎黄子孙臣服于夷狄之邦的诡计。他虽然无力禁止乡政府奉命办起来的官立国民小学,也无法阻止他吴氏大族的子弟去上国民小学,去读“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和“大狗叫,小狗跳”这种无聊的国文课本。他却有权力限定他吴氏大族里有身份、有教养的子弟,一定要在他以族长名义用祠堂公产兴办在吴氏宗祠里的义学。他除了请两个“冬烘先生”来讲书外,还亲自去给装扮成小老头的孩子们摇头晃脑地讲《大学》和《中庸》,讲点“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常大道。我忝为吴氏的宗族子弟,就有幸或者不幸地被选进这个私塾去学习孔孟之道。我生性很笨,实在读不懂那些“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论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诗经》,“气之清,上浮者为天,气之浊,飞沉者为地”的《幼学琼林》,还有“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千字文》和“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百家姓》,而一心向往那些“大狗叫,小狗跳”的新学。特别对于私塾先生手中的那根用紫荆竹做成、还故意留着节疤的教鞭望而生畏。我对于强迫自动伸出手去,让先生打手心,强迫自动搬去条凳,自动脱开裤子让先生打屁股,当然更不感兴趣。起初我尽力逃学,后来干脆要求开除,才算解脱了我的厄运。不过有一点,至今不能忘记的是私塾老师要求我们每天写十张大字、一张小字,让我学到了能够到这个县衙门里来混饭吃的誊抄功夫,得以追随诸公之后,吃点老爷们剩下的残羹冷炙,不致饿死。这恐怕倒是我要向我们的族长感恩戴德的。这个宗族的私塾办得怎么样,我不得而知,不过我后来在祠堂门口偷看过,似乎学生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三五个小老头,在那里一边打瞌睡,一边没精打采地念着“子曰”、“诗云”了。而这正就是吴老太爷认为“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确证。
不知怎么的,吴老太爷对于妇女的三从四德教育,有着特别大的兴趣。他像在汹汹的洪流中固守着最后一块没有被淹没的礁石那样,固守着妇女节操这一块最后的阵地。他坚守“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个信条,他并不主张女子上学,更不主张女子上新学。因为女子一上了学,便会懂事,便会胡思乱想。特别是上了新学,女子就会懂得“有女怀之”,小小年纪便春心大动,讲起“自由恋爱”来,怎么得了?那简直是西洋禽兽之邦的乱伦行为,斯可忍孰不可忍!但是他却偏偏又主张女子要认得几个字,以便于读《女儿经》,懂得三从四德的古训,特别要懂得女子要“从一而终”,信守贞操的古训。丈夫死了,只能一辈子守节,不得有再嫁的非分之想。那些保持贞节,至死不变的女人,受到他的极端尊敬,千方百计地要为这种女子立贞节牌坊。我们那个吴家大湾立的贞节牌坊最多,几乎走上一里两里路,就在大路上看到一个个用青石修起来的贞节牌坊,巍峨壮观。这可以算是我们吴家大湾的一景。至于那些守节不贞的寡妇,却要按他的宗族祖传的惩治办法惩办。那办法也是吴家的祖传大法。把奸夫淫妇弄到祠堂,裸体对绑起来,用鸳篼抬着游乡,受尽凌辱,然后在他们的背上绑上一个磨墩,弄到大河里去沉河。而且宣称,到了阴曹,还要被阎王送上刀山,送入火海,并且要受两个丈夫把女身各砍一半的极刑。好像他早已对阎王送去了照会,早已通知了女人的原夫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