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滩上空无一人。我停下脚步,看涌上海滩的疲惫的波浪。一个老人跟我讲话。我先是不理解他想要什么,后来我醒悟了。他在乞讨,偷偷地、羞愧地乞讨,因为他害怕警察,他们这里禁止公开乞讨。我给他十法郎,他说,他将为我祈祷。这种事总不会有害的。十法郎只合七点五马克。事实上很便宜。
在十字架路的外侧行车道上,一辆辆车从我身旁奔驰而过。它们并行成三排,世界上最大、最贵和最漂亮的汽车。汽车的橡胶轮胎在沥青上轻声沙沙。我往前走,寻思像拉克洛斯给我的名单上的那些名字的主人那样富得流油,会有什么意思。但我怎么想也想象不出来。又有一个人跟我讲话。他一身白西服、蓝衬衫,系条白领带,孔武有力。他问我有没有火让他点支烟。
我摁着打火机,在亮光下我看见了那张脸。只是有点太和气了,英俊得过了头。火熄灭。年轻人道了一声谢又走了。从这一刻起,我感觉有人在跟踪我。我猛转身几次,都不见有人。但干我这一行对这种事还是很敏感的。有人在跟踪我,也许在十字架路的另一侧,但有人在跟踪我。我终于到达了“庄严”酒店,横穿过行驶道和中间线。在酒店大院里,在花圃周围,大轿车首尾相接。先生们身穿白色燕尾服,夫人们身穿如梦的晚礼服,珠环玉佩,钻出车来。
“这里有什么事?”我问一位雇员。
“一场盛宴,先生。”
当时这个词对我还很新鲜,如今我已对它习以为常了。在戛纳不停地有盛宴和鸡尾酒会,特别是节日——大多是在两家新开张的大赌场之一举行,但也在十字架路旁的酒店里。我简直无法穿过大厅,那里挤满了人。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出租车司机和伤心的路易·拉克洛斯说得都对:戛纳有特别美丽的女子和特别富有的男子,他们以一种我还从没见过的方法让他们的妻子和情妇挂满首饰。大餐厅里传来一支小乐队缓慢的音乐,酒吧里传来另一支。我坐电梯去五楼我的房间。当我推开门时,我听到电话在响。我在客厅里拿起电话听筒,客厅的墙上贴着金色的缎子。我坐到一张白色和金色的简朴而又别具一格的椅子上。客厅里只有白色和金色的简朴而又别具一格的椅子。卧房全是红色和白色的色调,卫生间里铺的是黑色瓷砖。
“我是卢卡斯。”我说,把听筒凑在耳朵上,一边扯下我的领带,脱掉一只鞋。
“你听着,你这混球,”一个男人的声音用不带口音的德语说,“你最好什么也别插手,明白没有?滚开。如果你明天中午还在这里,我们就要干掉你。我们不会再事先警告了。”
“谁……”我刚开口,线路就断了。
那个讲话的人一定是在他的听筒上蒙了一块布。那声音听上去失真不自然,但没有口音。这么说还是有人在跟踪我了,当我脱掉第二只鞋时我想。要不然电话不会等我一进房就打进来了。这种事对我没什么新鲜的,早就不会惹我不安了。它在里约热内卢发生过,在安哥拉、在贝佛利山发生过,另外在香港也发生过。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动摇了我的上司的理论,他说银行家赫伯特·赫尔曼是自杀身亡。
我走进浴室,往浴缸里放水,脱得一丝不挂。虽然有空调我还是热,我在淌汗。我以防万一嚼了两粒药丸,然后拿起听筒,向总机报了我连同地址记了下来的那位昂热拉·黛尔菲娅的号码。那边只响了三声,她就拿起来了。
“喂?”那声音听上去很平静。
“是黛尔菲娅夫人吗?”
“对,您是谁?”
“我叫罗伯特·卢卡斯。我来自德国。请您原谅,我这么晚还打电话。我希望我没有打扰您。”
“我正在收看电视新闻。”
“那我呆会儿再打。”
“不,最重要的已经结束了。有什么事?”
我告诉她我的职业,问她,我能不能同她简短地谈谈。
“当然,卢卡斯先生,如果这能减轻您的工作的话。”
出现了一阵冷场。
“夫人……”
“嗯。”
“我是说……”
“我听到了。我也讲德语。但不……不喜欢讲。请您别生气。我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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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理解。”
“您讲一口出色的法语,卢卡斯先生。咱们相互用法语交谈,行吗?”
“行。什么时候?”
“您等等……明天十点有人来,我为他画像……”在我讲话时我听到一个轻微的男人声音。这一定是那位新闻播音员,我想。“九点成吗?”
“当然。如果您不嫌太早的话……”
“噢,我总是早起。那就九点吧。地址是……”
“克洛帕特亚豪华住宅楼。蒙托洛街。A区。四楼,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