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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拉贝先生（第2页）

“对，我是中国人。”肇一川给了对方一个肯定的回答。

“中国人，你可以从几十万日军的眼皮底下救走这么多人，而不被发现。就是换成英、法这样的强国，也不可能如此轻松地办到。”

肇一川从交谈中听出先生心存疑惑，德国人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上来了。如果不与他讲明，看来要将难民从这里带走还真有些难度。

“我虽然是中国人，但不是这个时空的中国人。”

“不是这个时空，那你是来自于……？”拉贝先生用疑惑而又惊奇的眼神盯着肇一川。

肇一川同拉贝先生对视着，随后重重地点了两下头。

“未来，未来。。。。。。。”拉贝先生豁然站起身，习惯性地拉了一下西服的下摆，以使有褶皱的上衣保持平整，然后在屋内踱着步子重复着这两个字。

突然他在肇一川面前站定，用期待地口吻问道：“你能告诉我未来世界是个什么样子吗？”

“不能。”肇一川斩钉截铁地回道。

拉贝先生随后来到窗前，凝视窗外那满院子的难民喃喃地说：“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解救这里难民，让他们脱离这个地狱一样的城市，我说的对吗？”拉贝的脸一直朝着窗外，仿佛是在向茫茫的黑夜发问。

“希望您能保守这个秘密。”肇一川来到拉贝身后语气异常严肃地说。

“我会把它带进坟墓里去的，虽然你不能告诉我什么，但能让我看到未来的科技我也知足了。”

“谢谢！希望您能理解，历史的车轮谁也阻挡不住。”

先生没有回头，只是长长的吐出一口气。

屋内安静了足足有两三分钟，肇一川转移话题。“先生，能简单介绍一下您所了解的情况吗？”

拉贝先生移动疲倦的身躯从窗前回到沙发旁的高背椅，坐下，顺手拿起放在茶几上的一个日记本说：“作为国际安全区主席，我需要关心数十万难民的生计，需要日本方面那怕表面性的最低程度的合作。天天目击日军暴行，让我感到厌恶。”

听着拉贝先生用生硬的中文讲述着他从心底漾出来的话，注视着那本看上去不是很精致的日记本，肇一川心想：这个日记本应该就是后世着名的《拉贝日记》了。

拉贝先生停顿了许久，扭头望着窗外，喃喃自语道：“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中世纪的残暴’。我无法用语言来描述我所看到的一切。”说着拉贝将日记本递给了肇一川，接过日记本的那一霎那，仿佛这个小本本有千斤之重。

打开日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文字，中间还穿插着许多阿拉伯数字，几十、几百、几千。因为记录用的是德文，肇一川翻了几页每一页纸上都有许多的阿拉伯数字。那些数字的后面有多少血和泪，这些血泪汇聚成了血的海洋，日本军国主义的大厦最终会被血海所淹没。缓缓合上日记，并将日记本轻轻放回到日记本原来的位置。

肇一川用低沉而又郑重的语气对拉贝先生再次说了一声：“谢谢！”

这一声谢谢把拉贝先生从神游中扯了回来，他无助的眼神扫过肇一川的脸，又看了一眼被放回原处的日记本，仿佛明白了什么似的，深深地吸进一口气又重重地呼出。

“天快亮了，休息一下吧。”拉贝说着向屋门走去。

拉贝先生走到门口时，当手碰到门把手的那一刻。突然听到身后肇一川说：“拉贝先生，中国有一句话：“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拉贝先生的手在门把手上停留了数秒，而后单薄而又坚强的背影消失在门外，并顺手带上房门。

在沙发上肇一川不知道睡了多久，醒来时窗外依旧是夜晚。看了一下时间已经是第二天夜晚的8点36分，睡了10几个小时连个梦都没有。这几天就仿佛是过了几个月，身边发生的事就似在做梦一样。身体的疲劳、神经的高度紧张、感官的强烈刺激快把他打垮了。但这里就他一个人，计划和任务是必须要完成的，这关系到他们的未来，多难也要挺下去。坐起身吃了些桌上放的黑面包和咖啡，精神头稍稍好了些。外面偶尔能听到枪声，这些枪声告诉他，现在仍然是1937年的南京。

约翰·拉贝（JohnRabe，1882年11月23日－1950年1月5日），是生于汉堡市的德国商人，以其在1937年—1938年的南京大屠杀期间的人道主义行为、以及作为南京大屠杀详实证据的《拉贝日记》而着名，被世人尊敬地称为“中国的辛德勒”。

1937年11月，侵华日军开始袭击南京时，他在南京的住所（同时也是办公地）南京市广州路小粉桥1号，作为南京安全区收容难民的25个国际安全区之一，保护了600多位难民。作为南京国际安全区主席的拉贝和其他国际友人一同，协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其负责的不足4平方公里安全区内，拯救了超过25万中国人的生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贝因曾是纳粹党员而先后被苏联和英国逮捕。1946年六月在证实他没有犯错之后被同盟国释放，释放后拉贝的生活拮据。鉴于在南京时的功绩，他因而得到国民政府每月金钱和粮食接济。

1950年拉贝于西柏林逝世，日记资料由他的孙子保存。1997年他的墓碑由柏林搬到了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