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宝父母不识字,姐姐姐夫们上过学的也不多,我让二姐夫把清单上的数字说给他们听。
“260万!”
这个数字让所有人听了,都吸了一口凉气。
他们并不知道大宝的小煤窑值多少钱,但知道兄弟干了五年,并没有赚到多少,除了建造父母住的这所宅院外,政府的人抄家时,只搜出了十来万元的银行存折。
他们逼问过春草,也向父母求证过,知道银行里存的这些钱,确实是大宝的全部现金。
开了整整五年小煤窑,只存了这么点钱,看来兄弟并不像村里人说的,和自己想象的那么有钱。
二姐夫把清单上一项项的数字念完后,在场的人都低下了头。
等了一会,看到没人说话,我要求春草的六个大姑姐,每个人都表个态,说清楚自己是否愿意承担这笔债务,对弟弟的小煤窑有没有什么想法。
姐姐们的态度很明确,都说自己家没钱,坚决不掺和煤窑的事,弟弟的小煤窑能不能继续开下去,大宝回来后会不会进监狱,和自己没有一点关系。
这个结果是意料之中的。
她们家中的情况我知道的清清楚楚,即便六家人合起伙来,砸锅卖铁,拆房子卖木料,把各自家里所有能换钱的东西都卖掉,也凑不齐善后费用的零头,何况他们根本不会孤注一掷。
之所以要这么做,我是想逼她们把自己的态度说明白,不想以后给春草留下掰扯不清的麻烦。
得到了姐姐们的明确答复后,我又问大宝父母是怎么想的。
自从儿子跑路后,叔叔婶婶变得六神无主,除了默默流眼泪外,就是长吁短叹,埋怨老天爷没长眼。这时候他们还能有什么想法,说这个事自己管不了也不想管。
于是,我对大家说,十几年了,大宝和我林子龙始终像亲兄弟一样,兄弟落了难,叔叔婶婶和姐姐们都帮不上忙,我这个当哥的却不能不管,准备自己把这个事担起来。
你们都知道,我是靠工资吃饭的,自己没有钱,父母也是农民,家里没钱,给我帮不上牤,两百多万全部要向别人借。
借两百多万有多困难,经营小煤窑的风险有多大,你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数。
为了大宝能早点回家,回来后能少受点罪,再苦再难我认了,再大的风险我一个人担着。
如果你们都没意见,我今天就拿钱,先把死者的家属打发回家。
他们走了,就不再担心有人来家里闹事,你们就可以安心回自己的家。叔叔婶婶和春草以后的生活费用,全部由我负担。大宝迟早会回家的,到时候我向他讨债就是了。
我的话说完后,窑洞里一片寂静,没有人叫好,也没有人表示反对。
我让春草找来字笔,写了两行字:今日以后,宝龙矿的所有事情和本人无关,自己家里的所有人保证不干涉,不参与。
然后,让春草拿着这张纸和印泥,让在场的人,包括她的公婆在内,都签字捺指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