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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水患、凿井、办学等等。特别是在整顿司法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经他整顿之后，衙门里没有积压的案子，监狱里没有呼冤的犯人，可以说是弊绝风清。他这个包青天的名声，在端州任上就传开了。包拯不是诗人，在他的文集《包拯集》里只有一首诗，就是在端州写的，叫做《书端州郡斋壁》诗，内容是反对贪污腐化提倡廉洁的，诗曰：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修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仓充燕雀喜，草尽狐兔愁。

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

历史上的一些大诗人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瑰丽的诗篇，有些是赞美祖国壮丽河山的，有些是歌颂志士仁人英雄事业的，但是像包拯这样以戒贪倡廉为主题，可以作为走马上任的官员们的座右铭的，从古到今，还真找不出第二首来。

端砚（端州的砚台）是当地的特产，在文房四宝中，与宣纸（安徽宣城的纸）、湖笔（浙江湖州的笔）、徽墨（安徽徽州的墨）齐名。在宋代是重要的贡品之一。过去的地方官常以向朝廷进贡的名义到处征收，遇到有佳品就据为私有，以备日后行贿或作为礼品送人。包拯在端州任上，命令工匠按进贡的定额制造，一个也不多收，所以他在离任的时候，敢说“不持端州一砚归”，一时传为佳话。包拯做官公正廉明，远近知名，他被赵祯召进京城做官的时候，已经40出头，为人稳重、做事老练，不管承担什么工作，都能做出成绩，引人注目。他初做京官，是当监察御史。以后多次调动，或者是在东南各地当地方官，或者是在京城里面当监察官，总的说来，是一路顺风，稳步前进。到了公元1056年担任开封府尹（首都市长），1058年担任御史中丞，已经是他晚年。他于1062年去世，当时的职务是枢密副使。

从来都说清官“铁面无私”，铁是黑的，所以舞台上的包拯都化妆为一个大黑脸，成为铁板一块，以说明他的不可通融，不讲人情。其实包拯一生做事都很有人情味。从官修史书、野史笔记、民间传说各方面来看，包拯都没有“门进难，脸难看，事难办”的官僚作风。《宋史？包拯传》中说：“旧制凡诉讼不得径造庭下，拯开正门，使得至前陈曲直，吏不敢欺。”过去老百姓要到开封府告状，先得托人写好状纸，由衙门小吏代为投递，辗转费时，小吏就能从中敲诈勒索。包拯做开封府尹时，一举打破了这条规矩。他规定老百姓要来告状，可以到府衙门前击鼓。只要鼓声一响，府衙就得大开正门，让老百姓直接上堂告状。这样，衙门小吏就没有了敲诈勒索的机会。开封老百姓奔走相告，真想不到当时的“上访”竟会如此方便。

赵祯把包拯调进京师，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正直敢言，叫他当个言官（谏官），既可以对朝廷大政提意见，提建议，也能对重要官员进行监督。包拯的确不负赵祯所望，只要他觉得自己所说的问题有理有据，对皇帝也敢力争，有时候争得唾沫横飞，溅了皇帝一脸。见到的人都很感动，觉得他们君臣契合，传为美谈。

开封府是皇亲国戚、豪门权贵集中居住的地方。开封府尹不过是个从三品，而京城里面一二三品的高官至少有好几百家，有些衙内、豪奴倚官仗势，任意横行，开封府的官员们慑于权势，不敢去管他们。赵祯觉得实在看不下去了，有意整顿一下，决心动用包拯这张王牌，对那些经常横行霸道的人，给点颜色看看。包拯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向皇帝打了包票绝对依法办事，绝不后退一步。经过几个回合，包拯旗开得胜，在开封府名声大振。对那些扰乱社会秩序的人，说抓就抓，说判就判，对于说情的人，一概不理，还要追究责任。当年夏天大雨，开封城里的惠民河阻塞，河水泛滥，街道淹水，行人受阻。包拯经过调查，知道这是有些权贵侵占河道修建花园、亭台所致。他急如星火，连夜查卷，追查非法建筑物的产权，对于没有产权的建筑，一律强制拆除。那些业主说情没有人理，送礼没有人收。最后一直闹到皇帝那里去，皇帝推托说：“包拯这个人的性格你们是知道的，他只要有理有据，一定会蛮干到底，我说的话他也不会听，我也没有办法。”在皇帝那里碰了钉子，这些权贵也只好灰溜溜地同意拆房子。从此，“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　。。

君子满朝的仁宗时代（6）

经过包拯一年多的整顿，开封城里的面目一新，秩序井然。赵祯所希望于包拯的，也不过如此。这样一做，至少可以治标，改变一下京城的面貌，至少可以树立一个清官的样板，让全国别的城市跟样学样，扭转一下社会风气。至于要从根本上解决国家积贫积弱的问题，那就要治本，要进行变法，不是这么君臣几个人在短时期内所能解决得了的。

民间传说里的包公，小说、戏曲里的包公，长期以来被神话了，被美化了，被拔高了，被夸大了，这些包公，已经不是包公的真面目，可以说是已经进行加工了的假包公。不过这些假包公也反映了一种真实，那就是一千年来广大老百姓（包括海内外华人）善良的愿望。

就是某些貌似荒诞的神话故事，也是在老百姓的善良愿望的基础上产生的。

关于包公死后成为阎罗王的故事，就是来自当时的一句民谣，“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这就是说，对任何官员都可以打通关节，就是对阎罗王和包公打不通。说书者和演戏者因此就会想到：在阳世里老百姓有冤难伸，受屈而死，死后就会成为冤死鬼，进入阴间的枉死城。年深日久，枉死城鬼满为患。何不请包公去兼个职，日理阳，夜理阴，两头兼顾，让许多冤死鬼沉冤得雪，早日投胎重回人世。不过这样一来，包公早晚会被累死，不如让包公在百年之后，去当专职的阎罗王，这更符合老百姓的愿望。在人世间找不到包公，死后也可以找，如果他当了专职的阎罗王，那不就更好找了吗！

在宋元话本、明清小说中间，某些官员在飞黄腾达之后，忘恩负义，停妻再娶的故事颇为不少，如《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活捉王魁》等等皆是。老百姓同情弱者，痛恨忘恩负义的人，总希望有个青天大老爷出来主持正义，把他们狠狠打击一下。如果这个忘恩负义者来头很大，老百姓更希望有个不怕惹火烧身的清官来摸老虎屁股。包公严惩陈世美的故事恰好满足了老百姓的这种愿望，所以不胫而走，长期流传。

在这个故事里，老百姓考验了包公——看他敢不敢触动皇亲国戚；也考验了皇帝——老包敢动你的女婿，看你还能不能沉得住气？包公和皇帝都经得起考验，老百姓为此感到万分高兴。虽然许多情节都是虚构的，历代观众都能够慨然允许并且欣然接受了它。大家觉得舞台上的包公形象是真实的，历史上确有这样的人物存在。在老百姓含冤负屈而呼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的时代里，大家宁肯相信人间确有这样一尊“正义之神”存在，因而也感到很大的欣慰。

老百姓爱戴包公，是因为他能主持正义，不畏权贵，为民伸冤，为民造福。我们敬仰的是他的精神，而不是他破案的技巧和能力。可惜有一些民间故事出现了离奇的情节，让包公主持侦破疑难大案，把他写成了一个东方的福尔摩斯与古代的刑侦队长，这就使得包公异化，虽然不是面目全非，至少是让他世俗化了。

皇帝发现了范仲淹

还在刘太后垂帘听政，赵祯自己没有管事的时候，这位年轻的皇帝就已经为大宋帝国的内忧外患而担心，时时留意希望发现一些能臣，将来好当自己的治国帮手。当时究竟有哪些内忧外患？说起来也简单，就只是两个字，内忧是“贫”，外患是“弱”。

你看，大宋帝国的京师，锦绣天街，花花世界；灯火樊楼，彻夜通明；灯红酒绿，千金买醉；笙歌鼎沸，歌舞升平。这还能叫“贫”么？当时的社会，看上去富贵繁华，似乎财大气粗，实际上国家财政，入不敷出，达官贵人，奢侈无度；贫民百姓，度日如年，一遇灾害，就会大乱，国家有极大的隐忧。

大宋帝国养兵百万，一旦出师，刀枪眩目，衣铠鲜明；登山涉水，宛若长龙，前不见排头，后不见排尾。如此阵容，如此声势，还能叫做“弱”么？可是人人皆知，军队是用来打仗的，不是用来表演的。所谓“东京八十万禁军”，吓唬老百姓有余，对外作战就很难打胜过一回，经常是一打就垮，一触即溃。

这个“贫”与“弱”的后遗症是谁留下来的？外人不知道，赵家的子孙大都了然于心。因为历代的账簿都保存在皇宫的档案里。只要没有大灾，国家的财政收入年年都差不多，为什么经济越来越困难，那是因为开支增加得太快了。也就是冗官（吃饭不做事的官）太多了，冗兵（根本不能作战的兵）也太多了。

太祖赵匡胤时期，还很俭约，州、县地方官还有很多缺额，哪有冗官。全国兵员不过30多万，还在整编、裁汰之中。因此年年结余，仓库皆满。太宗赵光义弑兄夺位之后，为了稳固自己的帝位，大量开科取士，并且提高文官待遇，收揽人心，官员总数较太祖时期猛增七八倍之多，由此出现了冗官。他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两次贸然对辽作战，把军队扩大到了60多万，连续两次战败，军队溃散的就有30多万人，以后还得陆续收编。他轻开边衅，惨败之后吓破了胆，宁肯忍辱服输，以弱国自居，再也不敢对外应战。这就造成了：一、因为不敢对外应战，所有的军队都成了冗兵。二、边境上经常受到侵掠，不敢还击，遗患无穷。也就是说，这“贫”与“弱”两大后遗症主要是由太宗赵光义遗留下来的。既然是祖先闯下的祸，祸延子孙，子孙无话可说，只好默默承担，在刘太后当权，赵祯自己没有亲政之时，他已经发现了一位胆大包天的能臣，此人名叫范仲淹。刘太后权倾天下，没有人敢去惹她，范仲淹居然敢向她上疏，请他归政于皇帝。群臣都捏了一把汗，幸亏刘太后没有理他。刘太后去世，赵祯就把范仲淹提为右司谏，鼓励他遇事直言。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君子满朝的仁宗时代（7）

有一次江淮大旱，百姓流离失所，范仲淹上疏请派员前往安抚救济，皇帝没有及时批答，他就很不客气地急奏：“如宫廷中半日不食当如何？”皇帝一点也不生气，立即指派他去救济。他即日成行，所到之处，开仓放粮，豁免一切苛捐杂税，努力帮助灾区百姓度过难关。在回朝复命时，他带回几大捆灾民所吃的叫做“乌味草”的野草，请朝廷传示给六宫贵戚，希望大家知道民间疾苦。这个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公元989年生，两岁丧父，母亲改嫁长山朱氏，他就跟着姓朱，取名朱说。逐渐长大知道自己的家世之后，他就涕泣辞母，外出发奋求学，就读于应天书院。在求学时，生活极为艰苦，即所谓“断薤画粥”每天煮粥一大碗，凝固以后划为几块，进食时以薤菜数茎，和盐而食。读书疲倦了，就以冷水洗脸提神。后来他中了进士，做了官，迎养母亲，才改回原姓，更名仲淹。他不以母亲改嫁为耻，一生中与朱氏异父兄弟友好相处，经常来往。足见他做人很有人情味，并不是一个死读书的道学先生。

他从担任专职的言官开始，对于当时不良的社会风气——任人惟亲，官官相护，互相包庇，贿赂公行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随时发现，随时揭发。这不仅得罪了一大批贪官，而且捅了宰相吕夷简的马蜂窝。因为吕夷简本人就是结党营私的总后台。吕夷简派人劝他“不可妄议军国大事”，名为劝说，实为威胁。他坚决顶回去，表示宁肯丢官丢命，也不愿姑息养奸。朋友们在他揭发个别贪官的时候，还在为他的安全担心，后来看到他为了忠于职守，竟把生死置之度外，就只有衷心敬佩，再也不来相劝了。为了彻底揭开吕夷简任人惟亲，朋比为奸的真相，他亲手绘制了一张详细的《百官图》献给皇帝。图中一一注明，哪些官员是循序升迁，其官职是合法得来的；哪些官员是不次提拔，其官职来自歪门邪道。并且建议：“进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这样一来，他和吕夷简的矛盾就趋于白热化，达到势不两立的程度。在那官官相护的年代，只要解开几张人事关系的底牌，就已经能让全城轰动；这时范仲淹竟然勇敢的站出来，成为以宰相为后台的庞大官僚集团的对立面。影响之强烈也就可想而知。皇帝虽然极力支持他，也觉得震动太大，难于处理。最后是以各打50大板的办法，双方同时外调，一起离开京城，让事情暂时平息。这样，范仲淹就赤手空拳把当朝宰相拉下了马。使得自己正直的名声举国皆知。至于自己到何处去？他早已想好了主意；到前线去，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以龙图阁直学士，出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兼知延州。文臣出身的范仲淹从此脱离了与官场腐败现象作战的无声战场，慷慨走向卫边守土与入侵者作战的有声战场，开始体验军旅生活，这时候他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所以后来他在填词的时候自称为“白发将军”。

志士仁人先忧后乐

范仲淹此去要和西夏这个小国作战。说起来也很可笑，西夏本来没有建国的条件，他们之所以能够利用宋辽之间的矛盾获得渔人之利，建立起一个小国，不断地骚扰宋的边境，对宋王朝所造成的损失比辽国的侵略还要大，这完全是宋太宗赵光义两次推行错误的国策所造成的。

第一次是赵光义已经夺位的时候。那时宋王朝的建国工作刚刚开始，兵力不强，应该和辽国保持友好，努力发展经济，力争成为一个富国，像太祖赵匡胤所设计的那样，在积累了一大笔财富之后，用金帛把燕云16州的失地赎回来。从辽国倾心汉化的形势来看，这个计划不难实现。订立澶渊之盟以后，两国和好100多年，就足以证明两国友好相处是可能的。

宋辽的关系处好了，辽的附属国北汉的问题随时可以解决。北方暂不能用兵，南方加紧建设，宋王朝的富强是可以计时以待的。但是赵光义为了巩固自己的帝位，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两次冒险伐辽，两次惨败。从此兵连祸结，使得北方边境长期不得安宁。使得西夏这一股力量能从宋辽之间的夹缝里生存，发展，直到称帝，建国。

第二次是赵光义两次伐辽失败后，畏敌如虎，对小小的西夏也以笼络为主，不敢轻易用兵。西夏这一股力量对宋是时降时叛，叛了又降，降了又叛，如同儿戏。宋军要打他，他就投辽，宋军撤军，他又来寇宋，在辽国的蓄意保护之下，赵光义对他无可奈何，完全陷于被动地位。赵光义去世之前，曾经分兵五路伐夏，出兵不利。他在病榻上气得要死。

建立西夏的这个民族叫做党项，从他们的民俗“衣皮毛，事牧畜”看来，显然属于游牧民族，人数不多。唐与吐蕃作战时，党项部落纷纷投降唐军。有个党项酋长拓跋赤辞受唐封为西戎州都督，接受唐的赐姓为李，成为西夏的李氏祖先。传到唐末，李赤辞的后裔李思恭助讨黄巢立功，受封为定难节度使，受命治理西北五州之地，治所放在夏州（今榆林县西），这就是他们国名的由来。因为他们地处宋、辽之西，又自称西夏。宋初，他们遣使进贡，受封为太尉。太宗赵光义时，他们的酋长李继捧愿